中国模式主要是一种保持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具有高代价性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发展方面需要特别重视的经验，并不完全限于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或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升或在扶贫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顺乎时代潮流，又特立独行，为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

自从雷默于2004年提出了“中国模式”的概念之后，就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该概念可能是对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做法及取得的成就和在世界范围内所产生的震动效应的最好概括。

在雷默看来，中国模式有三条定理:其一是重视和追求创新，或者说，中国模式简直就是以创新所主导的增长模式；其二是要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与公平发展的环境，从而体现社会发展的清廉性和人文性；其三是要维护自主和自尊。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依据自己的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而中国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俞可平，2006）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比较可行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而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稳步推进的策略，中国在确保政局稳定、民族团结、社会有序的前提下，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从而促进了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的提高。

还必须客观地看到，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是仅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的教训。换言之，尚处在形成和发展当中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主要是一种保持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模式。

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发展，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震动、之所以能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关键在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上，人们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理解也基本上局限于此。然而，正是中国模式的经济意义及其这种模式所主要表现出来的规模性和速度性，就使得中国模式同时具有了相当的不科学性、不合理性。

这种不科学性、不合理性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高代价性。或者说，迄今中国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经济增长模式是一种代价沉重的模式，我们在获得财富、实现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日益深重的发展代价问题。

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快的未必是好的

代价是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重大矛盾现象。我们从代价的角度可将社会发展分为三种形态或模式:无代价的发展、高代价的发展和低代价的发展。由于发展与代价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依存关系，发展是一定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发展必然要以付出和遭遇代价的方式来实现。

因此，根据发展与代价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形成了在发展实践中实际存在的两种基本的发展形态:高代价的发展和低代价的发展。自近代工业化以来，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包括改革开放后我国所走的发展之路基本上是一条高代价的发展道路。

当代价的付出大于或等于发展之所得，特别是出现了大量的非必要性代价时，即发展的成本过高，消极后果严重，就会给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使发展出现衰退或停滞的情况，这样的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高代价发展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

我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成本的高投入方面，还是在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后果的严重化方面，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在总体上，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没有摆脱工业革命以来高投入、高生产、高污染的传统粗放的模式，从而呈现出了一种“高增长、高代价”的态势；并且由于发展时间短促、发展速度迅猛、发展目的狭隘等因素，人性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异化和扭曲也特别突出和集中，在亮丽的增长数字背后是令人惊心的人文道德的失落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经济发展不是开运动会，也就是说，GDP 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等等，快的未必就是好的。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是导致“中国威胁论”特别是中国“资源威胁论”出笼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