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墨西哥

1940~1979年，墨西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并成为其他拉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榜样，在1954年至1970年被称为“墨西哥奇迹”时期，其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1976年波蒂略就任总统以后，片面发展石油产业，带来一系列宏观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问题，开始大量举借外债。而由于受到国际贷款利率上升和原油价格下跌的双重冲击，墨西哥不得不在1982年8月宣布暂停偿还外债，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从而导致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债务危机。

1988年萨利纳斯总统上台后，在债权国俱乐部的压力下，开始按照后来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行改革。其内容包括:借助外国资本实行国营企业私有化，到1994年，除了墨西哥石油公司、国家铁路总局和墨西哥银行等11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外，其余都已拍卖；单方面降低贸易壁垒，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实现了资金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使其成为美国制成品的第二大销售市场；颁布一系列法令吸收外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石油化工工业中的“战略性经济领域”，加速经济开放等。

在1994年12月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墨西哥甚至被树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典范。然而，让人惊讶的是，这次会议后没几天，墨西哥便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资本大量外逃，外债剧增，通货膨胀上升，经济严重萎缩。拉美许多报刊发表文章指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

首先，改革过分强调经济的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墨西哥经济结构失衡，国家完全放弃了必要的调控和保护政策。在与美国的关系上，由于两国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美国众多企业和产品的涌入严重挤垮了墨西哥本国的大批民族工业。其次，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引进外资为首要目标，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外国的投资又不作任何限制，使得“进入墨西哥的外国投资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促进生产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追逐高回报的证券投资，而其中很大成分是游移不定的短期有价证券。”

因此，一旦金融利率发生变化，这种具有很大投机性和流动性的“燕子资金”就会闻风而动，纷纷抽走，使国家陷入金融危机之中。最后，改革引发了国内众多的社会问题，如高失业率、贫困化、两级分化和社会不公正等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哈拉尔特·舒曼在谈到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时，也认为“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从中获得好处，新的工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并且只创造了为数不多的劳动岗位。”由此可见，美国推动下的这场墨西哥新自由主义改革妄图使其完全放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使经济放任发展，结果不仅未能使墨西哥经济实现稳定发展，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危机和社会问题。相比之下，恰恰是美国自身从这场改革中获得很多实际利益，这种结果的确发人深思。

(二)东亚

1997年7月初以泰铢的汇率暴跌为序幕，逐渐引发一场波及亚洲、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的金融危机。对于这场危机的原因分析很多，笔者认为此次危机与墨西哥金融危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墨西哥是由于执行美国主导的经济结构改革导致危机爆发，而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特色和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危机发生之后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系列贷款条件。

IMF的条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为对付信用危机（伴随着货币贬值和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要求危机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二是财政政策日益转向支持经济活动，增加社会安全网络方面的开支从而增加财政赤字；三是结构改革政策，包括重建融资机构，促进国内经济竞争，提供管理和透明度，立法和规章制度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安全网等。美国财长罗伯特·鲁宾和副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国会作证时多次强调:“要求受援国采取具体行动时对其经济进行结构改革是救援政策的‘核心’”，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目标”。这种做法，实际上正反映了IMF在新古典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影响下，把结构调整看作成功的投资贷款的先决条件”。

对比华盛顿共识的十点内容与IMF的贷款条件，不难发现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处。而亚洲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面对严重的危机，不得不牺牲一定的经济自主权以换取IMF的贷款。从表面上看，IMF的援助额很大，但它并不是一次性付给急需资金的国家，而是“挤牙膏式”的，如果危机国按照备用协议去做，就继续贷款，如果执行不好就停止。

这样必然使援助的实际效用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会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IMF自建立以来就一直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所控制，所以美国会不遗余力地维护它的存在，原因正如美国财长鲁宾所说:“我们需要IMF，因为它代表美国的利益”。1997年11月21日，作为发达国家俱乐中成员的韩国，也向IMF申请200亿美元的援助，被迫接受IMF的全部贷款条件，于同年12月3日达成协议，这一天甚至被一些韩国人视为“国耻日”。

此次危机中，只有马来西亚以维护经济主权为由拒绝IMF的援助，马哈蒂尔在国际会议上一再指出:“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以IMF为代表的西方金融殖民主义正逼近亚洲。”连IMF官员也在发言中提到:“亚洲危机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选择自由化道路时更加小心的必要性……显然自由化应分阶段进行。”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彻底粉碎了‘华盛顿共识’作为新兴经济体适当的对外战略”。

（三）阿根廷

阿根廷爆发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失败的最新例证。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的阿方辛政府为了解决严重的债务危机，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不得不接受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通过IMF等多边金融机构提出的经济调整与改革措施。尤其是1989年梅内姆总统上台后，开始实行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1991年4月实施“货币兑换计划”，采取包括改革金融制度、税收制度、放宽外贸限制和进行全面私有化等一系列措施。1990年底对进口的数量限制已基本取消，平均关税率从1989年的26%降至1991年上半年的10%。

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内严峻的通货膨胀，但“这种新的兑换制度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取消政府在货币和外汇政策方面的决定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阿根廷经济的冲击十分严重，从1994年国际利率的上升和墨西哥危机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动荡，都对其金融市场、出口贸易以及汇率制度产生了很大冲击。

1999年阿根廷全国失业率高达18.3%，外债从1997年的1250亿美元增至2000年的近1500亿美元。2000年3月，阿根廷新任经济部长卡瓦略提出一项《竞争力法》法案，试图通过改革来重振经济，主要内容是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如压缩政府对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调整和改革国有企业，该法案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激化了国内矛盾，却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因为它恰恰符合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要求。

2002年1月，由于比索贬值和债务危机的激化，15天内的第5位总统杜阿尔德就职以后，取消了实行近11年的货币兑换制度，整个社会陷入一片危机和混乱之中。江时学研究员认为，阿根廷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它实行的以“兑换计划”为核心的“货币汇率制度”，这种比索的“捆绑式”美元化，虽然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却对其出口贸易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主任克劳迪奥·洛瑟表示，对于阿根廷目前的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有一定的责任，该组织给阿根廷经济痼疾开出的“药方”中存在着“一些失误”。

阿根廷新任总统杜阿尔德在其就职演说中指责20世纪90年代采取美国支持的自由市场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倒塌，“阿根廷破产并受到毁坏，这种模式破坏了一切。”国际上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对美国支持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十多年来，阿根廷一直紧紧追随美国，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的一大样板，如今样板倒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有效性和美国这个盟友的可靠性都受到质疑。这场危机虽然波及面不是很广，但是却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它使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认识到，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模式才能实现全面的真正自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