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产生于美国的一种政治经济思潮，在过去20年里已经发展成为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强势话语”。学术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说法各异，并且存在一些争论。一般认为，它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新理论体系，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本文着重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出发，通过回顾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对比分析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幌子下向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改革，从而揭示出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霸权实质。

“里根经济学”的“奇迹”与“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思潮早在二战后就已萌芽，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德国的弗莱堡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是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阵地。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抛弃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着重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称理性预期学派）三个主要学派。

美国则凭借二战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实力，成为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主要推动力量，尤其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不仅在美国国内有一批追随着，而且不断向国外输出其新自由主义思想。

1979年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和1980年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由单纯的经济思想上升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根政府为拯救长期滞胀的美国经济、力挽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的颓势所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措施，当时谓之“里根经济学”。据著名美国外交史学家托马斯·麦考密克的概述，“里根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实施经济衰退政策，主要依靠中央银行即美联储实行通货紧缩，把无效益的企业挤出美国经济，或让有竞争力的企业予以兼并、裁员减薪，实行合理化管理，以增强这些企业的竞争力。

2、美联储实行高利率政策大量吸引外国资本和本国储蓄以充实高效益企业的投资，增强美国产品在本国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3、政府操纵物价，将卡特时期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降至近于零的水平。

4、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让“隐蔽的手”来选择美国的投资和重新工业化目标。此举包括大减公司税收，取消企业保健和安全保障法规；允许企业任意降低工资和福利待遇；打击工会，取消合同。

5、里根政府实行“零和预算”。大砍公共福利开支，包括医疗保健、教育拨款，增加国防预算，大搞星球大战计划及其他新式武器。以五角大楼防务合同承包转包的形式大规模补贴军工企业和其他“有竞争力”的大企业。

且不说这些措施的短期成效和长期风险如何，仅就“里根经济学”而言，它并非纯粹的“新自由主义”，更像一盘大杂烩:既有“新自由主义”的成份，又遗留了凯恩斯主义的某些因素。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即以扩军备战刺激经济），可以称之为当代最典型的保护主义。

正如诺姆·乔姆斯基所分析的，这是一种“事实存在的自由市场理论”，里根政府的官员们一方面向穷人赞美市场的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得意地向商界吹嘘，其“给予本国工业部门的进口补贴比前半个世界的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自由贸易的一个基本要领是禁止政府补贴，但二战后美国的商业领袖们却坚持要求政府给予先进技术工业尤其是航天工业以保护，里根时期这种保护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负责对外金融的一位资深委员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评论指出:“罗纳德·里根，这位酷爱放任自由的战后国家的最高管理者，领导实现了30年代以来最大的保守主义转向。”

所谓政府不干预经济，只是放手让资方压低工资和福利待遇，剥夺劳工同资方谈判的权利，是里根政府对劳工权利的粗暴干预。实际上，上述五条无不是利用政府权力和政策干预经济的铁证。

被一些人奉为新自由主义样板的“里根经济学”的成就其实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也是短命的。它所引导的美国经济只是在挨过了头三年的衰退以后，才在1984年“奇迹”般地达到5.5%的增长率。里根及其智囊们的这一“奇招”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年里根竞选连任，对美国经济并无长期效应。从里根第二个任期开始，美国经济和美元地位便每况愈下。到1987年，美国“繁荣”的神话和美元坚挺的纸壁蒿墙倾刻化为泡影，若不是马克、日元、英镑、法郎等出手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然而，可悲的是，里根1984的经济“奇迹”所造成的虚幻景象却迷惑了很多人。英美决策集团、西方跨国资本主义精英，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们乘机哄抬炒作，煞有介事地进行“舆论调查”，总结里根、撒切尔“最初一系列政策中存活下来的被吸纳进主流的并非微不足道的东西”，拟出了一份代表“一定集团的人在特定时刻相信对一些国家来说是好政策的清单”，并且宣称几经讨论，在政界和经济学界，从华盛顿到拉美意见“趋同”。这份包括10项改革要求的清单被命名为“华盛顿共识”。

有人说它是“新自由主义宣言”；“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克·哈耶克鼓舞下奉行的经济政策”；有人说它是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改革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或“最小公分母”。总之，尽管学术界乃至政策设计者在定义的问题上仍然争论不休，但其具体细节并不重要，也许越是模糊，效果反而越好:“里根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这种似是而非的结合成为“华盛顿共识”的基础，而“里根经济学”所展示的海市蜃楼“奇迹”则成为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可借助的“名牌”效应。

“华盛顿共识”导引下的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债务危机，正是“华盛顿共识”制造者推销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方案的良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债权国坚持要双边谈判有条件地逐个解决，条件是要债务国实行债权国所要求的“结构改革”，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抛出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措施。

“华盛顿共识”是由约翰·威廉姆森提出的，并且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1989年威廉姆森出席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作证支持布雷迪计划，两三周后他在参加发展研究学会苏塞克斯研讨会时，阐述了其在国会委员会提出的支持布雷迪计划的观点，并命名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11月国际经济学会会议讨论威廉姆森的10项改革，得到世界银行总裁斯坦利·费舍尔的支持。

这份共识主要有十点内容:1、财会纪律方面，尽量减少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中央银行的预算赤字，即实行紧缩政策，以防止通货膨胀。2、关于公共开支的轻重缓急次序，应主要集中于初级卫生、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有高经济回报率和改善收入分配潜力的领域，砍削公共福利方面的开支。3、税制改革，主要是拓宽税收基础，减少边际税率以刺激积极性，其实质就是扩大税收而减收企业税。4、金融自由化，经过一定时期的过渡，最终实现由市场决定的利率。5、汇率方面，实行统一汇率并确保其竞争性以促进非传统出口的迅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货币贬值。6、贸易自由化，由关税取代数量上的贸易限制，即消除非关税壁垒而实行低关税。7、对外国直接投资实行开放，取消各种障碍。8、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9、政府必须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10、确保资产所有权。

约翰·威廉姆森声称这是“华盛顿的发展精英在涉及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发展政策时，左派和右派思想为确定最低共性限度而进行的一次努力”，并强调这种共识“不应被定为一份新自由主义的宣言书”。拉美的公众舆论却是敌对的，它们认为这种改革是为了回应来自华盛顿的压力而进行的，而不是当地认识到改革的可取性。美洲开发银行总裁恩里克·伊格莱西亚斯说应称之为“拉美共识”，巴西的报界将威廉姆森称为“华盛顿共识之父”。尽管存在着种种反对的声音和争论，美国的决策者们却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扩大新自由主义的有利工具，拉丁美洲则首当其冲，这也有其特定的国际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西欧和日本的强烈冲击下力不从心，拉美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日益上升。而此时拉美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于是美国开始以“华盛顿共识”为招牌，以新自由主义为突破拉美市场的缺口，通过促成拉美国家的经济结构改革实现控制其经济为美国服务的目的。本文将主要以墨西哥、东亚地区国家和阿根廷为例，分析美国在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的具体措施，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