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

到了美国，我开始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面对二三十个美国学生，很难记得谁是谁，我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人名和脸相配起来，认得了。于是我回想，为什么教我的老师没坐下来花时间，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反而让50个人都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

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有了这个认识之后，Shirley从此消失，被“Lung Yingtai”取代，而且不是“Yingtai Lung”。23岁的我觉得，你美国人可以学着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着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脸，你也可以学着知道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前面的。

1975年，我还没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于所谓文化“交流”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觉得有点怀疑。

随着跨国企业的发展，文化是商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这一代几乎是看洋书长大的一代。当我去开国际笔会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各国作家汇集来谈国际和平与文化平权的场合里，我这读洋书长大的人就发现，你可以和大家谈莎士比亚、歌德、托马斯曼、海明威，但是你不能谈曹雪芹、庄子、韩非或张爱玲，因为，文化商品，大半是单向输出。

在法兰克福有一天我想买本德文版的《道德经》给孩子，走进当地最大的书店，到哲学部门，找不到；文学部门，找不到；政治学部门，找不到。最后在哪里找到呢？Esoterics（神秘学）！老庄孔子的书，和风水、日本化的禅宗、生肖、气功、太极拳放在一起，作为同类商品。

我们的书店会把柏拉图跟西洋占星术归为一类吗？不会，但是我们有可能把非洲最严肃的小说和非洲的“野兽大观”或者“食人族奇谭”放在一起。不是吗？

全球化是一个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的现象。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欢迎，因为我们突然多了选择，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还是政府的形态；不安，因为，这种选择往往是强迫性的——虽然我们或不感觉，只不过是强势推销的产品，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更因为，选择往往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欢迎美国士兵带进来的文化和价值呢？为什么要又为什么不呢？

这种不安对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是很熟悉的。我曾经遇见一名印度作家，谈起我们年轻时知识的启蒙过程，发现我们都是美国新闻处的“受惠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理，美国政府透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地将美国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于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着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那么，对全球化的戒慎恐惧，和对国际化的追求，有没有矛盾？你不是一直呼吁要国际化吗，那么为什么对全球化又不是一心的拥抱？

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差别

国际化跟全球化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关键的差别。全球化，在我的理解，是商品——包括物质和精神商品——的无远弗届；身处亚洲，我们往往是那“输入”的一端，备受影响，当然要无比的谨慎。国际化，是对于国际有深入的了解，掌握知识，从而发展出一种与国际沟通和接轨的能力。

当你进入香港的网页，你发现它用老练的英语、生动的画面、完整的资讯，很有效地让外人马上认识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它的特点，哪里好玩好吃，哪里可以带孩子去。

当你进入台北的网页，障碍马上就出现:英语别扭，内容乾燥——应该是精彩的城市导游的地方，竟然是对观光者没有太大意义的政府组织结构。当你进入上海网站时，你发现，画面比台北活泼，设计也比台北对味，可是，一点进去，内容是空的。

进入香港机场，视线所及之处是精美的巨幅广告，活泼的英语告示，现代感十足的商店，完善的路线指标。进入台北机场，突然安静下来，好像到了“乡下”；英语少了，广告少了，指标少了。虽然整洁明亮，可是空旷寂寥。进入北京机场，就连“乡下”都不是了。墙上是空的，客人第一个看见的东西是高悬在海关头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条例”。

人们进入香港时，整个机场营造一种兴高彩烈的气氛告诉你，“香港是亚洲的世界之都，我们欢迎你”。进入文化最深厚的北京，劈面给你的第一印象却是冰冷森严的管制法令，犯了什么什么法的人会被递解出境云云。

用国际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

就文化内涵而言，香港其实是最薄弱的，相较之下，台北的当代文化最活跃，北京的历史文物最丰富，但是，在国际舞台上的演出——不论是参与或者是观光客与人口的比例，香港却是最高的。台北和北京都不太懂得要如何将自己的内涵呈现出去。我们说，香港最“国际化”的意思就是，香港比较懂得用国际的语言和手段“呈现”自己。

所以国际化是一个呈现的能力。但是不要误会为那只是表面的包装和行销。就譬如学习英语，一个把英语的文法学得烂熟，语汇背得特别多的人，不见得会使用英语，因为语言的背后藏着习俗和价值；不懂得这些习俗和价值，是不可能真正掌握一个语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