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接受再教育的日子
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局面被重新控制，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逍遥的日子也随之结束。我们农场是办不下去了。上面也认为成堆知识青年在一起难以控制，于是决定撤销农场，将我们分散插队。就这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我来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知青的生活。
生产队的劳动与农场的劳动一样累，不过由于有了萝卜红薯作为填充，我的肚子总算不饿了。生产队的乡亲们对我也很友善，尤其是在生产队不必天天晚上政治学习，听训话、亮思想，这使我在心理上有了一种轻松感。虽然与同声同气的知青伙伴们分开了，但我还是很快适应了生产队的劳动生活。
在生产队，我心甘情愿地与贫下中农一起面向黄土背朝天、牛马般地劳作，除了觉得农村苦、觉得农民谋生实在难、觉得城乡差别太大外，最初我并没有其他想法。当时我还是那种思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是党的指引、是革命青年的方向，又是自己自愿报的名，因此再苦再累我也只有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然而，大约两年以后，我的这种思想受到了严重挑战和致命打击。这种挑战与打击不是来自其他地方，而是来自指引我们上山下乡的党和政府，来自跟我朝夕相处的贫下中农，这使我受到了另外一种"再教育"。
1、在知青中招工对我的"再教育"
大约在一九七０年前后，传来了工矿企业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的消息。不久，我又收到朋友李卫国的来信：靠关系转到长沙城郊农村的他，已被招进有名的长沙纺织厂当了工人。
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对广大知识青年本来是福音，然而却引起了我的思想波动和思考。
最初面对招工，我是迷惑不解的：既然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说这是一条光明大道，并教导知识青年要"扎根一辈子"，为什么半路中间又在知识青年中招工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不过尽管起先有几分疑惑，但我很快就不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一来我知道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进工厂去向工人阶级学习更好；二来，当工人意味着有比当农民好很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这也合我的心意；再者，当工人是拿固定工资，不必象在岭下生产队做"大寨工"这样，每五天要评一次工分。每次评到深更半夜不说，还常常为零点一个工分争得男人脸红脖子粗，女人呼天喊地叫冤骂街。
然而一年又一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发现，进工厂做工人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无缘。当那些"苗正根红"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红，加上又有"后门"的知青伙计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兴高采烈地进城去当工人后，留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的，就基本上只剩下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了。
虽然我们这些"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都极其真诚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扎实实（或者说老老实实）地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希望以此得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但结果却十分明显：我们这样做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一方面，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大肆正面宣传，说这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另一方面，却是这条革命路线将"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弟招工招兵招学招回城市，使农村实际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
这条所谓的革命路线的宣传工具的大肆宣传，同这条路线实际奉行的那一套的完全背离，使这种宣传的欺骗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我们面前，这不能不使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欺骗。我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些宣传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时候，我已经开始怀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了。
2、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的"再教育"
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地接触社会，而不是从书本上、广播中、电影里了解社会，也使奉行极左路线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我心中的地位一步步下降。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发现了太多的极左路线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正相反的例证。
例如，多少年来报纸电台都是大肆歌颂大跃进，但在平时劳动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却听到了另一个大跃进。
乡亲们几乎是争相告诉我说，"大跃进那阵，'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最厉害了。本来是个好年成，可是稻谷'倒穗'了，红薯在地里烂了都不让收。劳动力全都抽去大炼钢铁。结果钢没有炼出来，还把各家各户的锅也砸了，山上的大树也为烧木碳炼钢铁而砍光了。尤其是即将到手的粮食没有及时收割，造成很大的损失。搞到后来，饭都没有吃，过起了'苦日子'"。
在乡亲们嘴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瞎胡闹，而"苦日子"则是大跃进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在桐木大队和岭下生产队，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苦日子到底有多苦？乡亲们没有细讲。但妇女们都说，"苦日子"时，她们每个人的月经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肿病。身高体大、力气过人的"黑子古"就是得水肿病死的。没有粮食，人人都吃糠，结果大便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吃不饱，夜里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萝卜吃。
"那时我们人人都偷过萝卜。我们都当过小偷呢"乡亲们说。
乡亲们除了喜欢讲大跃进的往事外，也喜欢讲大跃进时的人物。而讲最多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这一带农民将那些好吃懒做、在外流窜，靠诈骗、偷窃过日子的人称做"烂钵头"）。
"烂钵头"是邻近的岗口大队人，"土改"起家。据乡亲们说，"烂钵头"工作能力很强，搞行政命令、软硬兼施很有一套。"烂钵头"又能说会道，扁的他可以讲圆，圆的又可以讲扁。
搞大跃进、吃公共食堂，家家都不准养猪，结果过年时户户都无猪可杀。无猪杀就没有肉，就不可能象往年那样做猪肉肘子、猪肉丸子。过年都没肉吃令人人都感到沮丧。可"烂钵头"却在公社万人大会上口水横飞说"我们有'萝卜肘子''萝卜丸子'……"。
不过，乡亲们说，"烂钵头"最大的本事，还是玩女人。因此关于"烂钵头"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
"烂钵头"玩女人也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党委书记的牌子，施点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妇女自觉自愿地陪他上床。而对那些不肯就范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枪比着（乡亲们说"烂钵头"屁鼓上成天都挂着盒子枪），强迫不从者就范。
他每到一个大队，先搅动如簧之舌，叫男人们为大炼钢铁而通霄达旦地守在小高炉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饱喝足以后，就以听汇报谈思想为名，乘机纠缠他看上的娘儿们，胁迫人家与他干那事……。
当然，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带头人、大跃进急先锋、一方父母官的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最终落了个"三开除"、回乡下种田的下场。
大跃进的许多往事是苦涩的，但有一件事，岭下的乡亲们一讲起来就笑得合不拢嘴。
乡亲们说，我们生产队涧对面的一大片旱土，原来是坪冲生产队的。大跃进时，因为吃公共食堂、搞共产主义了，所以个个生产队都嫌自己的田土多，都想划出一些给其他生产队耕种。坪冲生产队是个大生产队，人"强"，硬是要把涧对面那一大片地划归岭下生产队。而岭下人向来老实本分，在大队的劝说下，没有办法只得接受了坪冲生产队划来的那一大片地。
把自己的土地划给岭下，坪冲人开心极了。可不久，则轮到岭下人开心了。因为后来公共食堂垮了，又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多一大片土地使岭下生产队多收了不少粮食。
"后来坪冲人又想要回那片地，但我们坚决不给。'当初可不是我们要占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硬要划给我们的'。要了几次要不回土地，坪冲人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说起这件往事，岭下的乡亲个个比捡到宝还开心。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只有苦涩感。我从小就从书本中知道"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但大跃进却使农民不再爱是自己命根子的土地。对于报纸上经常吹捧的大跃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剌呀。
乡亲们的大跃进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它使我隐隐约约感到，多少年来，报纸、电台上一直极力吹棒的大跃进并不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不单只是一场瞎胡闹，也是一桩大罪过、大灾祸。而这场灾祸的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不光是报纸上宣传的大跃进与我在农村听贫下中农讲的大跃进正相反，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例如，我刚到生产队那阵子，正是报纸、电台大肆宣传说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说贫下中农争相购买毛主席著作的时候。但是在我所在的公社，我看到的却是上面的硬性摊派：每家每户都必须购买一套《毛泽东选集》。我下乡时已有一套毛选四卷，刚下到生产队时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过这次仍得再买一套。斗大的字不识一萝的"眯眼哥"、"财拐"和"马拐"家都得买。而对这种硬性摊派，贫下中农并没有象报纸电台所讲的那样喜气洋洋，他们只是无奈地木讷地接受了这种安排。不过背地里，我听到了他们中有人表示不满。
还有，报纸电台的宣传总是说，如今贫下中农如何当家作主、生活如何好。但我在农村看到的情况也正相反。例如每年春种时，队长财拐老大都会带回上面对早稻种植的指令：今年种什么品种，行距株距是多少多少……。队长每次宣布上面的规定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不满。"我们是农民，我们会种田。我们自己要吃饭呢"老贫农眯眼哥私下对我说。眯眼哥还说，种这么密容易起虫，稻穗也会长不长……。但说归说，还是必须按上面讲的办。
为了图个稍好些的价钱，坪村生产副队长春福癞拐将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花生拿到自由市场卖了，结果在全公社生产队干部会上，他被叫到台上接受批判，说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贫下中农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却是粮食不够吃、衣衫破破烂烂，常常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往往是，报纸电台大肆宣传说农村又获大丰收、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的时候,正是农村收成差，贫下中农缺粮饿肚、人人愁眉苦脸的时候。"锅里没炆，肚里没魂"呀！民办教师朋友识颜，有一年借了几处地方仍没借到粮食时曾在我面前这样叹息。而那个时候，报纸电台正在唱农民生活好。
极左路线的宣传总是说旧社会贫下中农如何受苦受累，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以前农村完全是"半年辛苦半年闲"，日子远没有现在这么苦。
极左路线的宣传总是说现在生产如何如何发展了、粮食产量比过去增加了多少多少，生猪比以前多了多少。但这种宣传之虚假就连瞎子也看得出来。从贫下中农对现在赶墟想买个包子吃都买不成（没有粮票）、向国家交售了生猪自己却从墟上买不到猪肉的愤愤然、以及对过去乡下墟市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当然不要粮票）、猪肉"你指哪里肉贩就给你割哪里"的描述，我听出他们对过去日子的怀念，对极左路线下的"社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否定。
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总是说旧社会地主是如何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他们过去给人（当然是给地主）当雇工时，一天挣得的稻谷比现在在生产队出一天工挣得的稻谷多得多。从两个解放前在桐木一带所有的地主家都当过长工、打过短工老贫雇农那里，我听说以前有的东家对雇工相当好：雇工是由东家供饭的，怕你在餐桌上讲客气不夹肉吃，有的东家会在给你盛饭时将肉块埋在你的饭底下。而这两位老贫农对现在的大队支书及其他大队干部的评价却是：比以前的地主还剥削压迫人。
极左路线的宣传总是说解放前地主如何贪图享受不劳而获。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我们大队贺家生产队有一个地主，解放前冬天连棉衣都没有穿过，省吃俭用又辛劳过人，省下钱来买了些田土，还未及享受就解放了。土改时，田土分给了别人，自己也被划了地主。
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总说是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贫困。但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听说当年岭下最贫困的雇农"马拐"家解放前之所以一贫如洗，是因为他父亲嗜赌如命，"最后连灶头上的火钳都输掉了"。这使"马拐"差点被他父亲卖了，后来又不得不年纪轻轻就去给人当长工、打短工。可现在，"马拐"却常说过去当长工一天挣的谷子比现在在生产队出一天工挣的多得多。
刚下到生产队时，由于当时的崇拜狂潮对我的极大影响，所以我仍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而且我以为，贫下中农一定比我更加崇拜毛泽东。因为所有的宣传工具都是这么说的。但在农村的生活与劳动使我惊奇地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那时，我正被生产队派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建筑工地做小工。一次工余休息与工友们聊天时，我说起自己从报纸上（当然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办的那种报纸）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经医生检查，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的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中年泥水匠骆师傅似信非信地说：我们餐餐吃红薯，毛主席餐餐吃大米，他当然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明拐、从林等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小工则一致反驳我，说无论如何一个人活一百二十岁是不可能的。我说这可是经过医生检查的，是科学结论。但石磷坚持说，肯定是医生怕杀头才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还嬉皮笑脸、十分不恭地断言说，"我敢保证，毛主席一定经常找许多漂亮女人同他性交"。我当然立即反驳他的这种胡言乱语。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道德极其高尚。但石磷坚持说，一个那样有权力的男人不可能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找漂亮女人干那事。
明拐、从林等也都纷纷附和石磷的看法。
这些出身响当当的农村青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它使我感到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并不象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崇敬。联想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感受到的其他情况，我在思想上不免也对所谓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
例如，我对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下，农村的社会、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开始产生了疑问。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到樟市那条二、三百米长、破败不堪、住户全是农民的墟街每幢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形结构。似乎这些往户过去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小店主而不是农民。似乎，过去这儿曾经有过工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不象现在这样，除了几家由官方机构垄断的工、商单位外，其他人一律是衣衫烂褛的农民。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概念：即在不受官方压制、让人民自由发展经济的情况下，樟树下这偏远的乡村集镇也是可以有某种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繁荣的。所以，最初我对樟市墟街上的房屋都是铺面结构是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我甚至以为，樟市人有一种不健康的、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
当我与贫下中农相处久了，当我对樟市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终于知道：樟市过去确实有过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繁荣。那些临街的铺面并不是樟市人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式的癖好，而确实是他们当年从事工商、服务业的需要。
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最初我仍感到茫然，感到不可思议。我想象不出，这个今天破破烂烂的农业小镇，过去怎么会有工商业的繁荣呢？我也想象不出，为什么这种繁荣现在反而不再有？难道现在比过去倒退了？不过后来，当生活使我发现，极左路线的许多宣传都是讲假话、搞欺骗以后，我就不再怀疑樟市曾有过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是开始怀疑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政策了。
3、九·一三，思想大解放
虽然报纸电台的种种宣传与我在樟市公社，在桐木大队，在岭下生产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时看到、听到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虽然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已使我在思想上对极左路线的所作所为产生了一些怀疑，对极左路线吹嘘的所谓"成就"产生了一些怀疑，虽然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们思想的一次大解放，但是直到一九七一年九、十月间，我的思想仍是被束缚着的。真正使我思想得到解放的，是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对所有我知道名字的（也就是党报上常能见到名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满怀敬意。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但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主席、周总理、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陶铸、贺龙、陈毅、叶剑英、罗瑞卿、谭震林、杨尚昆、杨成武……，也包括林彪、陈伯达、康生。我之所以对他们满怀敬意，是因为我受到的教育曾反复告诉我，正是这些领导人，他们经长征、打日本、最后打倒反动的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我们国家获得了解放。
然而自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对一些戏剧、电影、文学作品及其作家思想上的"批判"转为对党和政府的大多数领导人在政治上打倒，甚至肉体上摧残、消灭以后，我虽然感到迷茫，虽然对那么多我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倒霉"深怀同情（只是心中偷偷地同情，如果这种同情表现出来，我就会成为"反革命"，我是不敢的），但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仍旧极端崇拜，对林彪陈伯达康生这些"老革命"仍是十分敬重的。
对江青这个后来证明是恶贯满盈的历史罪人的混账东西，我当时也十分尊敬。虽然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是老革命，但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爱屋及乌"。不过不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讨厌张春桥和姚文元，讨厌关锋、王力、戚本禹等几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也许，只要是暴发户，不论是政治暴发户还是经济暴发户，人们对他们总会有一种本能的厌恶感。
我虽然相信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理论，以为党内是要防止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产生，但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将那么多曾与他同生死共患难、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个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却仍使我产生了一些想法。
关锋王力戚本禹这几个红极一时的大左派，在打倒刘、邓、陶时似乎是炙手可热，但不久却又莫名其妙地成了叛徒、特务，成了"坏人"。这几个人的垮台虽然使我从心底感到痛快，但也使我觉得"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领袖是在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是在搞狡兔死、走狗烹。而这一套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政治流氓的把戏。因此在崇敬毛主席的同时，他在我心头也逐渐留下了阴影，我对他开始有了一种矛盾的心情。
不过，产生了信任危机也好，在心头蒙上了阴影也好，都还只是量变，不是质变。我的基本立场观点还是旧的，还是信赖毛主席共产党的，因为儿时就建立起来的思想观念毕竟根深蒂固。
然而，随着量变不断积累,尤其是"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使我的思想终于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我的思想终于完全独立了。
我再也不无条件地相信所谓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九·一三"事件使伟大导师、英明领袖在我头脑中的神圣光环完全消失了。
4、出现转机，重返城市
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仍旧年年都有，不过仍旧是次次都没有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老知青的份。这使我对招工差不多完全绝望了。我开始考虑破釜沉舟：不要户口，外出流浪打工。我的知青伙伴小陈，因他祖父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有亲戚是台湾高官，早就对招工等不抱任何希望，而是在紧挨着省城的长沙、望城等县一些公社办的小工厂碾转当"打流师傅""打机械流"。他鼓励我也走这条路，并说外面不少知青伙计都在这么干。于是我也跟着他这么干了几个月。
然而就在这时，情况有了转机。福建省一个知青朋友的父亲李庆霖老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封不知为什么竟然能够被毛泽东收到的信，大胆地反映了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
也许是由于林彪的"劳动惩罚论"已把事情点穿，看来毛泽东也已经明白，他编造出来的那套用以蒙骗人民和青年的"革命"道理和口号已不再有作用。同时他可能也意识到，几千万从城市"下放"到农村的有一定文化和见识的青年如果感到绝望，对他的"无产阶级红色江山"的稳固也不利。
因此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地，毛泽东不但未对李庆霖老师兴师问罪，反而就这封信作了有利于改变知识青年处境和命运的批示。这使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
大约在七0年代初，停办多年的大中专学校又开始少量以"推荐"的方式招生，即招收所谓的工农兵学员。
在最初几年中，至少在我们这里，推荐和招生全都是秘而不宣的。但是一九七三年招收"工农兵"学员已有了一点"公开性"。招生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普通知识青年将占有一定的推荐比例。虽然我（其他知识青年也是如此）对上面讲的已完全不相信，但一九七三年的推荐结果使我们感到，政策确实发生了一些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一九七四年六、七月间，又开始推荐工农兵学员时，我终于得到了机会，被公社推荐到了县里。在县里体检和填写志愿时，我听说当年桂阳县有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我的心又砰砰地跳了起来。我多么想在"志愿"表上填"清华大学"几个字呀。不过近十年的坎坷使我冷静了下来，况且，有传言说县里已定了这个名额给某某公社一个年轻的大队党支书。
由于桂阳体育界元老，县一中老教师兼体委老教练刘烈鹏老先生一九六七年被贬樟市公社时见过我打篮球，对我的球技十分欣赏，因此当刘老师得知我被公社推荐上来以后，就专门赶到我投宿的招待所找我，劝我报体育专业。出于对刘老师的尊敬，我填报了体育专业。不过我并没有象刘老师预言的那样"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虽然一个与我一同被推荐的没有任何体育基础的乡下朋友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入学通知，但我却只收到衡阳师专体育科的。不过，我仍旧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令我感到前途茫茫的苦闷的知青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就这样，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告别了农村，结束了九年的知识青年生活。
谭世通，1948年5月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武汉大学毕业后信奉教育救国，抗战时起至1949年在家乡创办女子中学，为校长，惹下"历史问题"。
1964年7月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却未能得到上高中的机会，遂于1965年9月上山下乡到湖南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先在由知青组成的樟市公社第二农场。文化大革命中，农场陷于瘫痪，并于1968年11月撤销，谭世通被安排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插队落户。
在农村当了"新式农民"9年后，由于能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又吃苦耐劳，在贫下中农的一再推荐下，终于在1974年10月被吸纳为工农兵学员，进入湖南衡阳师专体育科学习。现为广州港技工学校体育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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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谭世通
编辑：
刘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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