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累、饥饿与睡眠剥夺

我们来到了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第二农场。这样，我历时九年的饥饿、劳累、苦闷的生活开始了。虽然大多数"知识青年"都经历了很大的痛苦（极少数下乡镀金的高干子弟和被树为"标兵"者例外），但是我们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下乡的老知青经历的痛苦是最深的。与我们比起来，后面下乡的知青老弟经历的痛苦应当是"小巫见大巫"。

临下乡之前，我对我们的农场也作过一些想象。虽然我知道农村不比城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们将要去的地方偏僻、落后、艰苦，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但却以为,我们农场一定是一处有着较为原始的自然风光的等待人们去开恳的荒原，而我们的场舍，则应当是静悄悄地座落在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的深处。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我十分失望。汽车把我们拉到的这个叫做樟树下、又称樟市的地方，虽然偏僻破败，却是一处繁杂的乡村墟镇。

樟市叫市不是市，说乡不象乡。它横亘在一条黄泥大土丘的上面。挤挤密密顺丘而建的房屋，连接成了一条长约三百多米的，狭窄、又高低错落的正街和另一条几十米长的横街。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这街上的住户，除了极少数是与公社干部一样也穿着干部装、打着干部腔，在公社粮站、食品站、森工站，供销社、信用社、缝纫社，农具厂、木工厂、麻绳厂，以及饮食店等官办单位工作的吃国家粮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队耕田种地的农民，但是家家户户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结构，都有一个已经发黑、又肮脏不堪的曲尺形木柜台，都叫做"铺子"。似乎在过去的年月，他们不是农夫，而是生意人。

我们农场的场舍处在这些"铺子"的包围中。之前它虽然是公社机关之所在，却只是一幢旧的老式大屋。现在，我们这批最大二十三岁，最小十四岁，由七十一女三十六男组成的新式农民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虽然下了乡，却仍是住在"街上"。

当然，我们人虽然住在"街"上，但生计却在山沟里。作为我们主要生产资料的几百亩土地，分布在离樟市墟街三、四里外的几处缺少水源的山窝窝里和山坡上（如果有水源，当地农民早就开发了）。这些土地刚由拖拉机翻耕过来。从翻过来的大块红土仍交织着竹根、布满了树桩来判断，这里不久前还是长满着杂竹、荆丛和灌木的山沟和山坡。

一百零七个缺少生活经验、更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城市青年，古旧的大屋，缺水的荒地，加上每人四百块钱的安置费（我们下来的旅费、我们一年的生活费以及包括拖拉机为我们耕出这几百亩荒地在内的一切生产生活开支以及场舍的建设费全都从这四百块里支付），构成了我们农场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一年的粮食定量指标，条件是我们必须在这片荒山坡上以我们的双手在一年的时间内挣到今后的生活。

我们都年轻、年少，缺乏最基本的社会经验，所以完全没有考虑这可不可能。我们只知道明年我们将"吃自己的"，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而在那个年代，要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只有两个字：苦干。

下农村之前，我就做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在各种会上也表示过这样的决心，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和生活之苦却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说到劳动艰苦，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整日挥汗如雨地抡着锄头使手上打满血泡，会想到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过坳。

其实，手上打满血泡好对付，因为手上长满老茧以后就不会再打出血泡。挑着百多斤的担子爬山过坳，压得肩膀痛得想哭、腰酸得想哭也没什么大不了，半个月二十天后肩上的皮肉就适应了长时间压着百多斤的重担，腰力增加后筋骨也就不那么酸痛了。是的，我感到手上的血泡、肩膀的疼痛和筋骨的酸痛都好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在一天劳累之后吃不饱肚子、没有足够的睡眠、完全没有一点余暇和放松的时间。

看看我们一天的生活吧。

每天天还未亮，开工的哨子就一声紧过一声。还睡意惺忪，就挑筐荷锄往地里赶了。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会响起。

然而，收工了就可以轻松吗？不，每人还要从地里挑一大担整地整出来的竹根、树桩回去给伙房做柴。又累又饿，还要挑着百多斤担子一摇一晃地摸黑赶几里山路才能回到场里。这个时候，腹中的空虚使人感到腰在往下沉、脊柱都撑不起来，……。

每天晴天自然是一身汗，雨天则是雨水和汗水流在一起，而且还满身泥，就连打着赤脚的脚板底下，都沾着几斤由草根粘附在一起的甩都甩不掉的粘泥。一天两头不见光，天天如此，这种干活机器的生活相当折磨人的神经！

劳动是如此之时间长、强度大，而伙食如何呢？

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九元钱。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钱的伙食费。饭每人一餐一钵，不到四两。菜更是少得可怜。八个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钵冬瓜或是一小钵茄子、萝卜这类的小菜。而且根本没放什么油。有时候，连小菜都没有。收工回来奔到食堂，却只能发现每张做"饭桌"的条凳上除八钵饭外，仅摆着一钵照得见人影的干辣椒汤。这便是八个人的"菜"了。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将汤分到各人的饭钵中，就着点盐味和辣味又是一餐。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繁重体力劳动，每一餐都是这样的简陋伙食,这使我刚吃完饭就立即感到又饿了。放下饭钵走出食堂时，我（我发现有些同学也是如此）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看其他还没有吃完饭的同学及他们的饭钵的，因为如果那样，人家就会发现我的目光里充满着赤裸裸的饥馋。啊，那时的饥饿真令我刻骨铭心！三年苦日子时我都没有感到这样饥饿。因为那时我毕竟还没到"吃长饭"的年龄，又没有参加重体力劳动。

虽然我们过着极度劳累又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我们却并没有感到半点委屈和不幸，相反，我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下到了省委书记的"点"上，与省委书记为邻。

几乎与我们下到樟市的同一时间，湖南省第二号人物----省委王书记，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彭将军、省委统战部官部长，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晏将军等省委及部队的高级领导也来到了樟市，并以这里为"点"搞起了"高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省委书记和将军们就住在与我们场舍隔壁的一幢大屋里，我们常常能见到他们并有机会请他们在我们的日记本上提几个字，这一切都使我们兴奋、甚至自豪。而更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这个由长沙知识青年组成的新农场的场长，是省委王书记亲自指定、从领导以前的"点"上调过来的长沙知青模范邓云玉。

邓云玉是一九六三年高中毕业生。虽然下乡只早我们两年，但她的年龄却已经二十五岁了。

父亲是中南矿冶学院勤杂工的邓云玉，小学时代据说是在她那远离省城的老家乡下度过的。不过念初中时，她到了长沙，而且是我妈妈的学生。

在考大学虽靠家庭出身，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要看学习成绩的一九六三年，她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差，所以虽然有个工人阶级父亲（可惜不是高干父亲），算得上"苗正根红"，却仍旧没能考上大学。

也许是从来就没有穿过漂亮衣裳，也许是思想革命化，尽管邓云玉已经被省委王书记提拔成了国家干部，但衣着却仍旧朴素得惊人。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她都是穿着那套已洗成灰白色的、男式的干部服。如果不是鼻梁上的那付近视眼镜，她简直象个农村妇女。不过，她穿着干部服时的形象，如果不是那套干部服太旧的话，却颇有几分象"文化大革命"中穿着军服的"中央首长"江青。

让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虽然，我们为有邓云玉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当我们的场长感到骄傲，但很快我们就尝到了由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滋味。倒不是由于她命令劳动委员肖利萍每天天不亮就拼命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开工并且不到夜幕降临不准收工，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她手下干着粗活重活却连肚子都塞不饱。而是因为每天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之后，晚上她仍不放过我们，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休息和足够的睡眠。

你想想看，每天收工以后摸黑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奔进食堂将几两饭吞进肚后，一个囫囵澡还没有洗完，政治学习的哨声就一遍紧似一遍地响了起来。去集合如果迟了一点，招来的必定是一场劈头盖脑、极其尖锐的批评（其实叫叱骂更合适些）。

我们的政治学习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在自己农场学习；另一种则是或集中或分散到附近的樟市大队大队部，或各生产队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即参加由省委"社教"工作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忆苦思甜大会、斗争"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大会等活动。说实在的，我们十分害怕去生产队参加那种大会。不为别的，就为那种会开得拖拉，散得极迟。不过，在农场的政治学习，散会也早不到哪能里。

在自己农场的政治学习，一般先是大家唱知识青年下山下乡的革命歌曲，然后是学毛主席著作或报纸上的重要社论、文章，最后，则是邓云玉场长的训话。

邓云玉的训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教育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学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还要学好"老三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在艰苦的劳动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第二，则是讲她自己光荣的过去，讲她插队当知青时如何如何。

邓云玉场长不愧是报纸上宣传过的模范知青，在我们这群后辈知青面前真可谓"口若悬河"，一些现成的套话她能翻来复去地每天讲出新花样。而我们呢，起先当然都虔诚地听着。但后来，我们一个个头都象熟透了的稻穗直往下栽。我们的政治学习、以及邓场长训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太累太困了！现在回想起那段生活，我感到当年自己直接用手将不小心倒翻在地的大粪捧回到粪桶中算不了什么，筋骨的极度劳累和体肤的极度饥饿也还好忍受，唯独那每天饥劳之后的剥夺睡眠之苦，今天回忆起来仍禁不住打冷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