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学

我出生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家庭。不过我在儿童少年期却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家庭出身对自己有多大的不利。打记事起我就生活在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的气氛中，加之又有一群好玩伴，所以我的儿童少年期应当说是幸福的。

同其他生活于这种相对良好的环境中的少年儿童一样，我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由于我诚实正直友善乐群，所以一到九岁，我就被吸收进了少先队，以后又一直担任少先队和班级的"干部"。我对我们的社会抱着美好的心态，并决心要成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不过，到了一九六三、六四年，也许是周围的政治空气已有了越来越浓的极左味道，也许是我已慢慢懂事，总之，我开始感到我似乎属于另一类人。这使我的心理也开始发生变化。那时我在湖南师院附中读初中二年级。这时的我，已经不象以前那样积极要求"进步"了。

当然，我的思想仍旧十分"正统"，人也仍旧正直诚实活泼友爱。在不带"阶级"偏见的老师心目中我仍是个好学生，自己也自认为是个好学生。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不使我在潜意识中有了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最初是从学校常常要填一些表格开始的，这些表格都毫不例外的有"家庭出身"一栏。

我知道我父亲作为我祖父唯一的子女，家庭出身是"地主"。因为我那与反清革命志士陈天华是同窗好友、也曾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的祖父解放前拥有二十几亩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田产，老年时一直靠收租为生，"土改"时虽年事已高，仍被划为地主。

然而我们这一代的家庭出身该怎么填呢？我父母解放前就一直在城里靠教书维生呀。

我姐姐也曾在湖南师院附中读书，一九六0年考入湖南医学院。她一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她说对党要忠诚老实，党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填什么出身不要紧，关键是听党的话。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以祖父的为准，填"地主"。父母对此也没说什么。因此，在填"家庭出身"时，我也就填了"地主"。

但是从我学习的课本中，从我看到的电影、听到的广播中，地主都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概念。这不能不使我开始感到自卑。不过最初，这种自卑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填表过后不久也就忘了。

然而，在那个将阶级斗争奉为宝典的时代，如果你的家庭出身不好，那个阴影是你根本不可能摆脱的，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刻都在向你提醒你的家庭出身。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尤新。

大约是初二年二期，一天学校召开各班主要班干部会，我去参加了。那次主持开会的是学校李副校长。会议一开始，李副校长就劈头盖脑地大骂，说有的人对组织不老实，隐瞒家庭出身。"难道要与剥削家庭共裤连裆吗！？"李副校长完全是在咆哮。

那次会上李副校长还讲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李副校长咆哮过后我的脑瓜子已变成一团浆糊。不过我还是记得他咆哮时很多同学都低下了头。我也不例外。我倒并没有对组织不老实。不过我也曾想过，以后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不再填地主。一来我觉得我本人并不出身在地主家庭。而更主要的是：填地主丢人。虽然我仅仅只是在心里想以后不再填地主，但李副校长的叱骂仍使我觉得自己是做了贼，脸上火辣辣的。

家庭出身产生的自卑感使我心头蒙上了阴影。初二退出少先队后，不少同学开始争取"入团"，但我却已打定主意不入团了。因为我姐姐申请入团的经历告诉我：团的门坎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我姐姐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群众关系极好。她不但学习成绩顶括括，更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对组织也极其忠诚老实。

但是，一年又一年，共青团的大门始终对她紧紧地关闭着。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虽然我姐姐对那似乎是遥遥无期的考验态度始终虔诚，但这种考验却在我们这些做弟妹的心头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象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而这种浑浑噩噩，主要表现在自己对前途的盲目乐观和对周围正在急剧左转的政治风向的毫不觉察、毫无戒备上。

三年初中，我一直都是半学半玩。凭借一点小聪明，没花功夫就使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列前，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以为读书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以为就这样半学半玩地读下去，将来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实现当科学家的理想也不成问题。

当然，我也隐约地感到周围的空气正在变得令人很不舒服（二十五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种空气叫"极左空气"）。例如，报纸电台以教训人的口气宣扬的理论，与我们实际接触到的现实、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十万八千里。但我却丝毫也没有将这一切与自己的前途（更没有将这一切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对这一切完全没有防范。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升学考试前，我仍旧同以前一样没有半点紧张感，仍旧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消费在田径场和篮球场上。

一九六四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我记得当时我物理一百分，外语九十九分，这两门课是全班第一。我的数学和化学也都是九十几分，语文和政治这两门需要背诵的科目分数虽然比不上数理化，但也不差。随后的高中升学考试，我的自我感觉也良好。但是，漫长的暑假过后我等来的不是高中录取通知书，而是不录取通知。在学校时，同学们都称那种通知书为"安慰信"，但我从那半张劣质的油印纸里却没有读出丝毫安慰的味道。那份只几行字的通知除了告诉我因招生名额所限我未被录取外，就是告诫我：个人的理想要服从党的需要。

说实在的，接到那份通知书时我的心情是相对平静的。也就是说我对那份通知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同以前的几年比，湖南长沙一九六四年的大、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十分反常的。离新学期开学已经很近了，按往年，大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下来。但这一年，参加大学、高中升学考试的学子们却迟迟没有得到录取与否的消息。人们开始私下议论。从近两年越来越令人头皮发紧的政治空气，大家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点什么，私下里已有了些议论。

大学录取情况终于揭晓以后，人们的预感和议论被证实了。

以前升大学虽然也要"政审"，但毕竟也看看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而这一次人们发现，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已经完全没有用。那些本人表现好，但"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太好的学生，不管他如何一贯成绩优秀、才能突出，如何被看好能考上名牌大学，这次收到的一律是"安慰信"。相反只要"苗正根红"，不管他以前表现是好是差，学习是优是劣，这次统统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显然，这次大学录取凭的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和平时表现。因此当随后高中的通知书发下来，我接到的只是"安慰信"时，我的挫折感已不是很强。大学的录取结果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

回顾初中三年，我觉得不论怎么说，我都是一个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尊师守纪、诚实正直、爱护集体的思想单纯的好学生。

我学习不甚努力，但成绩却名列前茅。我发育僵迟、个头矮小，却是班上篮球队主要得分手；学校的少年广播站，我是三个广播员之一。学校搞文艺演出，我总是班主任最先考虑的参演人选。我完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初中时的我，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但是，显然是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校的大门就对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

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我之所以过早失去上学机会，除了出身不好外，也因为自己太幼稚。一来我不会在政治表现上做表面文章以争取班主任及学校当局对我"出身不好"的宽恕，二来我对党太"忠诚老实"。二十年后我终于知道，我班有的同学家庭出身与我相似甚至比我更糟。但是由于他们填表时未填自己家庭出身是地主，未填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所以虽然表现与我差不多，学习成绩不如我，却"考"上了高一级的学校。

总之，我没有能够"考"上高中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也因为自己太幼稚，对党太"忠诚老实"。当然对后面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后悔。"忠诚老实"永远都是一种好品质。而且在中国当时越来越左的非理性的政治气候下，家庭"出身不好"终究没有好果子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例如我的初中同学蒋氏、阿锋当年都考上了高中，因为他们填家庭出身时都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蒋氏一直填他父亲是工人，为此一九六八年长沙的老三届最初"三个面向"时，蒋氏甚至被分到了广播电台。不过很快，他就被清了出来，仍旧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因为进电台审查特别严，终于查出他填报的"父亲"其实只是他继父，而他的生父是国民党军官。

我虽然没有"考"上高中，但我当时并不自悲，那时我虽有自己的理想--当科学家，但还没有到会考虑前途的年龄。

还在初中毕业之前，学校就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但说实在的，起先我并没有做好"两种准备"，而只做了上高中的准备。因为我认为自己学习成绩好，完全可以考上高中。没想到当时中国"左"风越吹越有劲，对于升学来说，学习成绩、思想品质及平时表现的好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出身"好坏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升学、升到什么学校的尺度。

当时我的思想真是单纯得可爱。我们年级那个诱骗幼女到山上进行猥亵、学习成绩又很差的外号叫"豺狗"的同学都"考"上了本校师院附中的高中，因为他"出身"好，我却被关在校门外。小小年纪就受到这般不公正待遇，但我对那套极左政策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和不满，反倒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无资格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

接到"安慰信"以后，我去了学校一趟，到了班主任夏老师的宿舍。对我不能上高中，夏老师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现在想来，当时他也不可能对我作什么安慰。虽然从当时的作为和以后的发展来看，夏老师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献身教育的人，而是一个有政治理想者，可以说我也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一个牺牲品。不过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点都不怨他。尤其是后来我认识到，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加之实行的又是一套非理性的极左政策，这造成了国家经济上的严重困境。而这种困境又使得初中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一级学校学习。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就我们湖南师院附中初中第六十四班来说，总有人要被关在校门之外。初六十四班的同学个个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被关在校门外，其他同学就多了一份上学的机会。这我能接受。当时夏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尽职的。决定把谁关在校门外是当时的政策，不是夏老师可以左右的。

那天我刚到夏老师宿舍时，心中并没有因"考"高中落榜而感到委屈（前面讲了，我怨的是自己出身不好，而不是极左路线对我的歧视）。当他问到我是否准备报名上山下乡，我不假思索地就说准备报名。但不知怎的说着说着我却抽泣了起来，而且抽泣得很厉害、很伤心。夏老师默默地在一旁看着我。我虽然没有面对着他，又是低着头抽泣，但我却似乎感到一双同情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抽泣了一阵以后，自己默默地抹干泪水，就告辞回家了。

虽然我在夏老师那里说准备报名上山下乡，但学校的队伍奔赴湘南边陲的江永县农村时我没有跟着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上学的心还没有死。

学校的队伍前脚刚走，居委会的大妈后脚就到我家通知我到区委参加学习。不过，在这个为期一个星期的上山下乡动员学习班上，我既没有发言表态，也没有报名上山下乡。当时我人也矮小，身高只有153厘米、体重只80斤，到乡下也干不了什么活。也许是这个原因，区里的干部也没有强行动员我。

街道的上山下乡队伍也奔赴了"广阔天地"。我想我可以安静下来考虑如何安排来年考试前的生活了。然而第二天我父亲工作的湖南师院人事科的人就找上了门：要我去院本部小礼堂参加一个会。那个会是学院人事科与学院家属居委会共同召开的。会上讲了些什么我都忘记了，不过当时的感受我却记得十分清楚。原来我以为，没有学上、也没有工作，我可以按自己的兴趣自由安排时间了。但这次会使我认识到我这个想法的幼稚，使我感我虽然无学可上也无工可做，但却有一张大网在罩着我。在随后的一年里，我每周都必须到街道办事处参加一两次"社会青年"的政治学习，要参加街道办事处经常组织的义务劳动，还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开会和政治学习。

一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不知不觉，一九六五年中考又到了。我又报名参加了中考、又自我感觉良好。当然，结果又是没考上。看来我已是走投无路了。

这个时候，区里的上山下乡动员学习班的通知又来了。自知无法躲避的我顺从地参加了学习班。这次为期半个月的学习班办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的古岳麓书院里。我们全体参加学习班的青年也住在岳麓书院。我们的一排排地铺，就开在书院内一间大殿堂里。

我们每天上午到山顶参加修筑岳麓山环山公路的劳动，下午在书院内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上刊载的先进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显身手的优秀事迹，以及谈自己的体会和打算，晚上则常安排看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集体伙食开得不错,又不必交费。因为修环山公路的报酬已足以支付伙食。

在半个月的学习班上，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始终与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利用各种机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论在劳动、学习中还是在休息时，他们都反复对我们宣讲革命青年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的革命道理。

尽管我以前就受到那么多的灌输，尽管我明白已经无路可走，但在最后报名之前，我仍犹豫了很久。虽然上面的宣传把上山下乡当"新式农民"描绘得金光灿烂，但城乡差别的现实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看得见的。当然，已下乡的知识青年个个都小心谨慎，在家信里、在回家探亲时从不敢乱说。但是私下里，农村生活的劳累和困苦、"辛苦一年还挣不够口粮"，"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等仍然悄悄地从他们口中传了出来。

因此，最后报名之前，我还是有思想斗争的。不过我终于还是报了名。而促成我下决心报名，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中间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报纸广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宣传、鼓动和学校、街道、父母单位的动员。尤其是父母单位的动员，它使我和我父母都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我朦朦胧胧地感到，如果我不接受父母单位的动员，不报名上山下乡，我父母今后在自己的单位里说不定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

当然，我报名下乡还有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想法。最后，我报名上山下乡也有随大流的原因，因为我的几个邻居和朋友，包括去年一同失学，今年又一同再考高中未果的同学小潘、小陈也说要报名。

对我报名上山下乡，我父亲什么也没说，我母亲则是十分支持。我母亲多次对我讲，男子汉就是要出去闯，不要守在家里。关于出去闯的好处，她还举了我外祖父和我祖父一正一反两个例子，说我外祖父年轻时就敢闯，当年他两手空空漂洋过海去美国，边当洗衣工边攻读学位，结果学成回来做了大学教授，解放前、解放后都受人尊敬。而我祖父呢？虽然与反清革命志士刘天华是同窗好友，并结伴游学省城京城，也随刘天华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但却不敢闯。已计划好与刘天华他们一道去日本留学，可到了天津以后他却没有成行。原因是害怕漂海。结果人家去了日本，成了写进历史书中的尽人皆知的反清革命志士，他却最终只是缩在自家闭塞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个小小的土地主。他当土地主不打紧，却把后代也连累了。应当说，我母亲的"男子汉就是要到外面去闯"的思想对我也是有影响的。虽然时代不同了，虽然外祖父当年是去先进的国家美国攻读学位而我现在却是去落后的穷乡做农民种田地，但我决定学他的样子：到外面去闯。

就这样，一九六五年九月，已是个身高164厘米的小青年的我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广阔天地"--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