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革命！！

我们极度辛劳饥饿和睡眠剥夺的日子正好过了一年时，谢谢上帝，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中的"革命造反"运动，将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打断了。

当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我们农场的生产、生活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们照样天不亮就开工不到天黑不收工，照样晚上政治学习，只是内容变为学习报上批判"黑帮"的文章。那时，"文化大革命"也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虽然我也感到报纸电台"评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的调子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但我仍以为这只是在进行学术批判。这些年来，学术上的批判几乎全都是这种气势汹汹、盛气凌人的腔调。我差不多已经听习惯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快就感觉到，这次运动比以前的那些大批判来势似乎更猛一些。全国到处都掀起了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的高潮，就连地处僻壤的樟树下，革命大批判的浪头也同样很高。沿墟街那些歪歪斜斜的破旧木板屋的墙上，贴满了由公社党委，樟市食品站、粮站，信用社、邮电所，卫生院、农具厂，还有樟市完小等各大小单位写的、虽然空洞无物，但却气势汹汹的，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大幅标语及大字报。

作为模范人物，邓云玉自然不甘落后，在她一手推动下，我们农场也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巨浪。我们也人人都写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当然那些大字报只是喊喊革命口号。当时我想，这样空洞的口号式批判能维持多久呢？运动可能快结束了吧？然而，我的想法错了。

1、运动仍在深入

狠批了一阵远在几千里外的北京的邓拓以后，使我感到意外，人们开始寻找自己身边的邓拓。于是，在樟市公社的"最高学府"樟市完小，一个据说曾经当过"国民党少校"的老教师被"揪"了出来。虽然樟树下与北京相距遥远，但两地的邓拓命运完全一样，他们都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据说长沙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抓"黑帮"运动，一些同学的家被抄，家人被剃半边头、被挂了黑牌子游街……。这一切使我的心情也紧张起来。

我父母分别在大学和中学教书，这些地方向来都是运动的重点。因此，我担心父母也会被打成"黑帮"分子。因为很多事实都向我表明，象我父母那样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人，是最容易被"揪"出来的。虽然我知道父母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在我下乡前他们还教导我，叫我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说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搞得好。不过我也隐约地感到关键不在你是否真正拥护共产党。如果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吃阶级斗争饭、吃政治运动饭的人总会找到"证据"。

我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中带有普遍性。在一天晚上"向党交心"的大会上，陈韫安同学就道出了她的矛盾心情。她说，父母从小把自己养大，所以自己对父母是有感情的。但他们又有历史问题。如果他们在这次运动中被定为黑帮，自己应当怎样与他们划清界线呢？……。陈韫安同学话还没讲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我感到，陈韫安同学的话也是我心里的话。

运动在深入。我们在担心父母、家人的同时，也开始人人自危。因为据说邓场长也正在我们农场物色"小邓拓"并准备开展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争取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希望以此来使自己成为"小邓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有几天，我们这群来自同一座城市、平日关系融洽的知识青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互相攻击之中。不过，这种知识青年间的大字报战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就在这时候，邓场长贴出了一张决定性的大字报。正象不久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斗争矛头全都指向了刘少奇一样，邓云玉的那张"陶进雄，你想干什么！"的大字报，一下子使全农场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陶进雄。

陶进雄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县农业局樟市农技站技术员，应省委王书记的要求，他一直在我们农场指导生产。陶技术员虽然是个大专毕业生，但外表却有几分象农民。教我们做堆肥时，他手捧猪屎牛屎往肥堆上摆，完全不怕脏和累。近一年来，他天天与我们一起劳动，手把手地教我们农业技术。因此他与我们大家，尤其是与几个爱学农业技术的同学关系相当好。

不过在我们农场也有人不喜欢他。仗着自己出身于响当当的工人阶级，干活总是沾轻怕重、投机取巧、懒懒散散的陈愚丁就是一个。

陈愚丁平日劳动懒散、行为霸道，但邓云玉却处处袒护他。我们大家对他的行为当然敢怒不敢言，不过陶技术员却敢批评他。这大概使他十分恼火陶技术员。因此，在邓云玉导演的这场对陶技术员的斗争中，陈愚丁成了最得力的干将。而陶技术员以前对陈愚丁的批评，这时都成了"打击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行。当然，我们有的同学不会干农活，他以爱护的口吻、开玩笑地说的"你这猪脑壳"，也成了他"污蔑知识青年"的罪状。

斗争大会一连开了好几个晚上，但陶进雄却并没有被斗跨。说实在话，为他罗列的那些"反党社会主义"的事实太鸡毛蒜皮，因此即使是上纲上线，也难于定案。为了斗垮陶进雄，看来要另辟蹊径，一定要往他头上栽点什么。

邓场长们的政治智慧使她很快就想出了办法。她物色了陈韫安作炮灰。这个可怜姑娘的父母因有为历史问题，也在长沙他们工作的单位被揪了出来、遭受批斗。经过邓场长的"思想工作"，陈韫安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斗争会上发出了一颗令人难以置信的炮弹：控诉陶进雄曾对她进行非礼。虽然陈韫安的故事十分离奇，陶进雄也坚决否认，但会场上的一片"打倒"口号声就是结论。陈韫安控诉时声泪俱下，这是那个可怜的姑娘对自己身心受到沾污的痛悔。不过，她的身心不是陶进雄而是邓场长沾污的。

我不想详细描述斗争陶技术员的情景。这既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野蛮、残酷斗争的场面已由不少写作大家描述过、我没有赘述的必要，也是因为一回忆起陶技术员吃的苦头我就感到内疚。当然在斗争会上我没有充当打手，而且每次陶技术员被押上台时我几乎都因紧张、害怕而牙齿打颤、全身发抖，但我毕竟附和在人群中喊过口号，这助长了那种不道德的诬陷人、侮辱人的行为。

陶技术员被开除公职全家遣送回原籍。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受了连累。我原来以为陶技术员后来一定也平了反，一定也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和四人帮的可耻下场，但一九九五年九月我们重返桂阳县纪念下乡三十周年，顺便打听陶技术员的下落时，曾经也在我们农场当过技术员，早几年还担任了县农业局局长的侯技术员告诉我们，说陶技术员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遣送回原藉后仍是残酷斗争的对象，不久就被斗死了……。

2、我不是红卫兵，我并不想造反

"三家村"批垮了，大、小邓拓也抓完了，但文化大革命却没有半点要收场的迹象，仍在令人不可思议地发展着。

我们农场虽然地处偏僻的樟树下，但文化大革命中从北京、长沙冒出的新鲜玩艺，也很快就在我们农场流行开来。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文化大革命的经典名言传来时，邓云玉在对大家进行训话时就也学着以"黑狗崽子们你们听着"来开头了。当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传到樟树下时，邓云玉场长立即就带领我们农场全体知识青年去县城造县委的反、造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反、造省委王书记的反了。

虽然邓云玉由一名普普通通的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为闻名全省的知青"模范"、变为樟市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樟市农场场长、变为国家干部靠的是省委王书记的赏识和提拔，但听到长沙的大学生造省委的反的消息后，邓场长不是奋起保卫给了她名誉地位的省委和省委王书记，而是立刻就来了个翻脸不认人。她不但将造反的矛头指向县委，也指向了省委工作队和王书记。这使邓场长立即又成了一名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邓云玉的造反行动又一次使她名噪一时。但过后，却不但使她在桂阳县吃足了苦头，也使我们这批在她领导下的长沙知识青年吃足了苦头。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邓云玉为什么要造县委和省委工作队的反？尤其是，为什么要造对她有知遇之恩的省委王书记的反？她是为了赶政治潮头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

在跟着场长邓云玉造反之前，我们也已经从长沙传来的消息中得知，北京和长沙的"红卫兵"在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长沙的大学生还大闹过市委和省委。不过说老实话，我并不想造反。因为我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我明白自己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子弟，最好不要乱说乱动，更不要去出风头、冒充"红卫兵"造反。

不过，邓场长的要做"革命左派"的鼓动以及她的行政命令，还是使大家跟着她来回走了五、六十里路，做了一回"大闹县委"这出闹剧的配角。不，我们连配角都算不上。配角的荣誉应当属于陈愚丁等几个"红五类"子弟，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仅仅只是当了一回充数跑轮套的"群众演员"而已。

跟随邓云玉大造县委、省委工作队和省委王书记的反以后，我们立即陷入了疯狂敌视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夜之间，整个樟市墟就被讨伐我们的大字报所淹没。这些大字报千篇一律地从家庭出身上来攻击我们，说我们"造反"是地主资本家狗崽子想翻天。就连本来出身响当当的邓云玉，也被说成是资本家小老婆生的。

显然，这些打着贫下中农旗号的大字报并不是出自贫下中农之手，它们只是樟市公社各单位在上面的授意下制造的劣作。

尽管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并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但是一心要保卫省委、保卫省委工作队、保卫省委王书记的桂阳县委还是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农场。虽然令县委恨之入骨的"反革命分子"邓云玉跑去了"革命造反"的策源地北京，县委未能逮住她。但是工作组却仍然神气十足，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工作组的领导还到处得意洋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就如同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的"大呜大放"，是"放"。先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充分暴露，然后毛主席再一声令下，……。

但是这一次，事情却并未按县委工作组想象的发展。似乎，毛主席这次并不想在下面抓右派。而且，从省里传来了确切的消息，说经过调查，王××（即省委王书记）是个叛徒，已被彻底打倒了。

王××是叛徒这一消息，并没有使我们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为自己"造反"辩护时更有理由，也没有使昨天还决心保卫省委王书记的县委工作组有半点难堪。符合"适者生存"的原理，这些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对急剧变化的政治运动风向和人事斗争潮流适应良好、如鱼得水的变色龙，立即又有了一项新的斗争目标：调查反革命分子邓云玉与大叛徒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当时在我们这些天真的小青年看来，说邓云玉与王××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形势飞速发展，革命造反运动已在全国蓬勃兴起。省里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宣传队"也打着红旗来到了桂阳县、来到了樟市人民公社，并四处"扇风点火"。毛主席亲自戴上作为造反急先锋的红卫兵袖章的新闻纪录片也已在全国放映。"造反"之火终于在桂阳县燃烧开来。县里其他单位、学校也开始造县委的反，甚至县委内部也有人造县委的反了。这种形势使进驻我们农场的县委工作组已无心再在我们农场"抓右派"而只得草草撤离了。

3、天下大乱，思想跟着乱

社会上完全乱了，我的思想也开始乱。

一方面，以前十几年所受的教育使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抱着深深的崇敬和信任；另一方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现实不理解，又使我不能不对毛主席共产党产生了疑问。

例如，我们以前的课本明明告诉我们，朱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带领红军上井岗山同毛主席会师。这次会师对中国的革命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可是，现在却有了新说法，说当年带领红军在井岗山和毛主席会师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虽然我对毛主席共产党一贯无条件相信，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林彪元帅都十分崇拜，但这件事还是把我的思想搅乱了。

在我看来，井岗山会师应当是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事件就应当实事求是。这件事的当事人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彪元帅不都还在世吗？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什么以前一直说是朱总司令与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现在却又说是林彪与毛主席在井岗山会师呢？难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所有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历史事实都可以今天说是这样，明天又说是那样吗？

这件事使我觉得我们受到了欺骗。而且明白得很，欺骗我们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以前深深敬仰信赖的党的领袖。不用说，对此我感到难以接受，却不得不接受。难道人民的领袖也象反动政客那样欺骗人民、愚弄人民吗？我开始怀疑。

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标语涂满了城乡所有墙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全国震耳欲聋的时候，以前一直被党的报纸、电台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党和国家的多数领导人，如党的副主席同时又是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具有英雄传奇色彩的贺龙元帅、党的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北京市长的彭真等，却一个个成了象死刑犯似的、名字上打着红r（叉）的"罪该万死"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突然间就成了大罪人呢？如果说他们以前就罪大恶极，为什么一直被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如果是他们现在犯下了什么大罪，为什么不见公布令人信服的罪证呢？据大字报罗列，刘少奇的罪行是反对毛主席，而罪证仅仅是"砍"了二十几万个合作社以及宣扬"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这些罪状不能不使我感到疑惑：难道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在指导国家建设上与毛泽东的想法有所不同就是滔天大罪吗？这是什么逻辑？

联想到去年元旦看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对毛主席的过份歌颂，我头脑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推想：伟大领袖要搞独裁，而林彪，则是他搞独裁的帮手，……。

虽然头脑中产生了这么一点想法，但它一产生，就立即被我自己否定了。这是罪该万死的反动思想啊！我怎么能怀疑伟大领袖呢？

因此，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思想往引起我疑问的种种事情上想，而是照毛主席语录上所说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现象虽然使我的头脑里开始产生出一点"离经叛道"的思想苗头，但当时我的思想却仍旧是被紧紧束缚着的。我宁愿相信那些近乎荒谬的宣传而不愿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事实和根据事实作出的判断。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的宣传对我的蛊惑；而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

在当时，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只要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不满十八岁照样枪毙。

总之，"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我在郴州火车站就亲眼看到一张由某法院发布的处决一个十五岁的"现行反革命"的布告。布告说，该现行反革命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县某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其"走资派"老子被打倒后，他心怀不满，公开呼喊打倒伟大领袖的反动口号。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极左宣传的蛊惑加上镇压的威慑，使我（我想也使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思维仅仅在党中央毛主席划定的范围内打圈圈。

革命造反使全国陷入了混乱。混乱中我们农场的生产瘫痪了，混乱中我们全都倒流回了长沙。当时的长沙，社会上造反组织林立，"司令"满天飞。一些地方的知青朋友成立了知识青年革命造反组织，说"上山下乡"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要打倒。这实际上是想"造户口的反"。不过对"造户口的反"我并不关心。虽然乡下的辛劳和饥饿使我更加留恋城市，做梦都想自己的户口能迁回长沙，但我心中明白"造户口的反"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事情明摆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挂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金字招牌。

因此，其他地方的知青朋友在长沙造反造得热火朝天，我与我的伙伴们却多半只是看热闹和串门逛街，当逍遥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