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农村

看到许多知青在回忆当年上山下乡时说，动身时是多么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我那时可没有此类感觉，我下乡完全不是自愿的。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的偶像是我的舅舅-一位青年时即以科研成果闻名全国的科学工作者。初中毕业时，我当然选择了继续上高中，目标就是考大学。可是高一还没上完，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1968年12月22日，那是老三届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老人家一句话，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下乡。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和弟弟从学校回家，走的妈妈单位门口，一条大标语映入眼中，妈妈的名字赫然在上，还被打上了红叉："把女特务XXX揪出来！"。我们都惊呆了，妈妈解放前大学毕业，在工作中一直都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业务水平在同行中首屈一指，和领导、同事的关系都很好，何以被冠如此罪名？晚上，一伙工纠队员闯进家，翻了个底朝天……

城里呆不下去了，那就走吧，我第一批就报了名，得知我们的目的地是远在中缅边境的偏僻小县-盈江。

出发的那天早上，我天不亮就起床了，收拾好行李后，轻轻走到妈妈的卧室门边。妈妈没有起来，斜靠在床头。我说了句"妈妈我走了"，便赶紧扭过脸去，生怕眼泪会夺眶而出。这一分别，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

弟弟帮我把行李送到了学校，操场上已经停满了带拖斗的大卡车。我们把箱子装进拖斗，行李卷则放到车厢里，白天当座位，晚上取下铺盖。

汽车开动了，路边那飘扬的红旗、送别的人群，锣鼓声、口号声，我都好象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车队离开了城市，缓缓爬上西郊的碧鸡关。大家都站起来，向后望去。别了，我可爱的春城，别了，我的父母兄弟。

盘山的道路是那样漫长，天渐渐黑下来了，汽车还在喘着粗气，象老牛一样爬行。有两个男生抽起了烟，谁都不说话，默默地想着心事。

好不容易，车队开进了一所学校，我们草草吃了饭，把行李卸下来，铺到拼起的课桌上，度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夜晚。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六天。第六天中午，当汽车转过一个山包，云遮雾绕的盈江坝子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家都莫名其妙地欢呼起来，终于到了！

我们在县民族中学卸下了行李，县上为我们开了欢迎大会。县知青办的主任是一位叫潘金生的解放军连长，对我们挺严厉。据说他对知青说过："你们知青，骨头都要烂在盈江！"

我们六男四女十个同学被分到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合作社，那时，边疆还没有实现公社化，到"九大"后才成立的公社。

由于县上经济十分落后，仅有的几辆汽车都是属于农场和糖厂的。我们就只有把行李交马车运送，所有的知青都只背个小挎包，步行去目的地。

寨子里的老会计到区上来接我们，他大概四十岁不到，个子不高，很精干，可惜就是瘸了一条腿，据他说是小时侯放马，被马踩的。

我们跟着老会计走了约两公里路，来到位于江边的寨子。正是日落时分，竹林中的寨子炊烟缭绕，江水缓缓地向西流去，风景真是美极了。

社上将我们安顿到社管会住下，这是一栋两层的瓦房。楼下堆放着稻种和一些杂物，还有两口棺材。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屋，女生当然住里边的小屋，有简陋的床，男生就只有在外屋地板上搭个大通铺。

到寨子后，就赶上了春节，我们都被分到各家去过。我去的那家男主人叫波保留，又矮又瘦，却有大大小小六、七个女儿。大概是水土的原因，这里的人生女孩比男孩多。我们寨子十五户人家，有十几岁的小卜哨（姑娘）二十多个，而小卜冒（小伙子）只有三个，这个区名叫"弄璋"，大约就是想要儿子而取的吧。

节后，我们就正式参加了农业劳动。因为寨子里缺男劳力，几个男知青都被分去犁田。我们先是跟在农民大哥后面，看他们如何掌犁，如何转弯，然后再自己操作。知青老H胆子最大，也是最先独立掌犁的。可他在转头时多打了牛两下，那牛发起疯来，甩脱了他的控制，拖着犁向另一丘田冲去，犁头卡在田埂上，只听"啪"的一声，木梁断做两截。一位穿西装的老头大叫起来"三孟哈！"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三块五"的意思。

我是最后"放单飞"的，分给我的是一头小母牛，脾气温顺，当然力气也小，犁得最慢，自然，我的工分也最低。

另一项劳动是往区上的糖厂送甘蔗，这活儿倒简单，推着小推车一天跑几趟就行，只是多出几身汗。我们寨子在江边，甘蔗含糖量低，一公斤只卖二分六厘，真比内地的稻草还便宜。

天气一天天变热，劳动一天天加重，烦恼也一天天增加。

一是吃的问题。我们下乡的第一年，每人有一百八十元的安家费。粮食由粮管所定量供应，每月好象是三十五斤，油二两。我们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些粮当然不够吃。于是，我们先是虚报为回族，每月的油就加到三两五，又在粮本上打起了主意，把粮本裁开，重复购买。后来这招被发现了，粮管所把粮本每页都编了号，便只好到乡上打证明买碎米吃。吃菜也是问题，弄璋街五天才赶一次街，平时根本没有菜卖，我们的钱又紧，经常弄得吃盐水泡饭，有时找大妈要点酸菜，或掐点地里的豌豆苗。后来分到了一块菜地，才算基本解决了菜的问题，我们还盖了个厕所，把另一个难题也解决了。

少数民族的饮食开头也让我们不习惯。有一次，我们和农民一起捉了不少鱼，因为没有油，就煮了一大锅鱼汤。正当我们馋涎欲滴时，一位农民从家中拿来一盆酸笋，哗地倒进锅里。闻到那股酸臭味，我们顿时食欲全无。不过可能是气候的影响，慢慢地，我们也习惯了酸的食物，现在要闻到那味，还觉得挺亲切的。

二是住的问题。社管会只是我们的临时住所，农忙一来，社上要用那屋开会、放东西，就把我们男生赶到寨子中一所废弃的牛圈里居住，这里只三面有墙，另一面是些稀疏的栏杆，用来拦牛的。这还好办，砍点竹篱笆来挡一下就行了，要命的是到了雨季，上面漏雨，下面出水。尽管垫了不少土，下起雨来地面还是冒水珠，连我带来的一块自制万用表都锈死了。每天劳动回来，躺在湿漉漉的被子里，那滋味真是难过。这局面一直持续到秋收后，社里给我们盖了一排小草房，才算好转。

三是疾病和蚊虫的困扰。边疆有"三个蚊子一盘菜"之说，蚊子不仅多，还会传染疟疾，边疆是疟疾高发区，到了七、八月，往往全家甚至全村病倒。我们寨的知青小L首先被疟原虫击中，等他病好点，原来就瘦的人又瘦了一圈，加上他父母在干校挨整，心情极坏。有一天，他告诉大家，要出去散散心，便独自离开了寨子。后来，又有几个同学生病。我吃了解放军以来队送来的抗疟药，当时没有病，但却埋下了病根。在招工回城后一个月，我就因感冒引发了疟疾，饱尝了那种"热时节热得蒸笼里坐，冷时节冷得冰凌上卧，颤时节颤得牙关挫，痛时节痛得天灵破"的难受滋味。

农村的医疗条件是很差的，尽管也搞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但只能对付点小毛病。我有一次腰上不知被什么东西叮了一片疱，又痒又痛，走几公里路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给开了些金霉素，价钱不低，花了我五块多钱，疗效却不好，反而引起副作用，几天吃不下饭。多亏解放军医疗队进村来，才把病治好。我们大队的知青小S，在农忙时突发肠梗阻，就因抢救不及时丢了性命，死时还不到十八岁……。

蚂蝗也是讨厌的东西，我们以前在市郊劳动时虽然见过，但这里的蚂蝗特别大，能围着小腿绕一圈。傣族妇女喜嚼一种槟榔、草烟、石灰的混合物，遇到蚂蝗用这种混合物一抹，蚂蝗就掉了。我们知青就只会硬抠下来，然后就流血、溃烂…。更可怕的是旱蚂蝗，又叫草蚂蝗，这家伙只有火柴棍那么大，黑色，两头着地，一拱一拱地爬行，头上好象有类似红外探测器的器官，只要人往草地上一站，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来，叮上人时没有感觉，等发现，它早吃饱跑掉了。有一次我参加种花生劳动，看天气不热，便把草帽摘下来放在地边，等劳动完没细看就戴上了。谁知里面藏了一只草蚂蝗，把我的额头叮得鲜血直流。

四是想家。弟弟在我下乡后几天，也到盈江来了，和他的同学在一起，离我这儿几十公里。妈妈进了干校，爸爸在工地劳动，一家四口人分在四个地方，经常几个月不通音信。即使是家还在昆明的知青，想回去可不是一件容易事。除了山高路远，缺少路费外，那几条纵贯南北的大江是最大的障碍，过任一座桥都必须有县人保组的证明！知青要想拿到这证明，要经过大队、公社、县知青办的层层审批，哪个环节卡一下，你就别想回家。不象内地的知青，不批假就偷偷跑，大不了回来斗一顿。知青们为了回家，真是想尽了办法，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游泳过江淹死的，有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冻死的，据说还有为躲避过桥盘查，藏进油罐车被闷死的…。我有几个同学算是幸运，他们买通了运大米的驾驶员，躲到卡车车厢中大米包的空隙里，成功地过了桥。至于再回农村倒很容易，只要到原学校开个证明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