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化，1952年生，原籍山西。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从事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研究。发表过《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的思想矛盾及其变化》、《走出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等论文。
高涨与扭曲
访问人:到“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又掀起一个高潮。怎么看待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呢?
张化:；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成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也是这一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不同于以往的根本区别。
访问人:这一时期，毛泽东与知青上山下乡是怎样的关系?
张化:“文革”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变成了一场运动，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影响。这种错误的影响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混乱，使知青上山下乡成为解决“老三届”毕业生就业出路的一项应急措施，这是形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社会原因。二是“再教育”理论的提出，把知青上山下乡提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使其具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强烈政治色彩，这是形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指导。这两个方面根源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都明显地表现出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影响。
访问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哪一年开始的?
张化:1967年10月，北京曾经有一些中学的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这时，他们的行动还不具有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特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在1968年下半年，1968年年底形成高潮。自“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大量的中学生由“停课闹革命”，成立红卫兵组织，到走上社会“造反”，一直积压在学校没有进行分配。当时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1968年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已经达到一千余万人之多。这么一大批中学生积压在校，不仅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而且影响到正常教学秩序的恢复，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1968年下半年，随着各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毕业生的分配问题终于提上了日程。在国民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下，当然无法解决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就开始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和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相相互衔接的“上下篇”。这种以不正常的方式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作法，是形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直接的政治社会原因。
访问人:在这一次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毛泽东发出过“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实际情况怎样?毛泽东的号召起了什么作用?
张化:1968年7、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提出对于知识分子“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同是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把50年代毛泽东的号召与60年代毛泽东的号召对照一下，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接受再教育”，这里，知青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由于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变化，导致的知青上山下乡性质的改变。“再教育”思想的提出与毛泽东对建国后教育工作的看法有关。他认为建国后教育战线基本上是修正主义的，培养了一批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青年学生。他要求青年不要脱离实际，关门读书，要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增长才干，这种思想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错误地把阶级斗争作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这就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提到了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成了青年学生“脱胎换骨”，“彻底改变旧思想”的改造过程。
访问人:你谈的这两个方面很重要。这样一比较，知青上山下乡在50年代中期与60年代中期是有了很大的不同。
张化:上面谈的两个方面主要是侧重毛泽东个人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泛滥，知青上山下乡在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这也是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作为一项应急措施，它一哄而起，缺乏整体规划，工作相当混乱。出现了许多简单生硬的作法，提出了一些绝对化的口号，比如，下不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衡量一个青年真革命或假革命的唯一标准；越是条件不好的地方，越是要去“扎根”，等等。人为地造成了许多困难。
访问人:你认为，应该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的实践，对于知青来讲，是“得”大，还是“失”大?
张化:“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场政治运动。我的看法是应予否定的。要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得失大小，这可以从知青个人和国家两方面来讲。首先，我想从长远的影响看，从知青个人讲，通过上山下乡的实践固然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锻炼和收获，但是他们丧失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最好时机，对于人才的成长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其次，从国家讲，这一作法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曾被宣传为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的“战略部署”。事实上，强制性地把上千万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的作法，不仅没有使三大差别缩小，反而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这种社会后果是很值得思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知识分子应当采取怎样的形式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运用科学知识为振兴农村和边疆服务?在我国这样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可以说是这段历史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显然，毛泽东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方法不对。
访问人:动机和效果不统一，这大概是毛泽东的悲剧所在。
张化:是的。毛泽东在领导国家从革命转向建设时，在许多问题上，仍沿用了他领导革命时的思路去指导建设。他有使国家富强的愿望，一直到晚年，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关心的。遗憾的是，如何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认识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如何认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都出了偏差。
访问人:涉及到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并不止毛泽东一个人，党内相当多的领导人也是这种看法。
张化: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并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悲剧，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全党的悲剧。这说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完成了一个大的社会变革转向现代化建设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思想观念的转变。转变过程伴随着痛苦。好在我们党在经历了痛苦的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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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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