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排长指着离岛约10 米处江面上一条清晰的坦克车辙，让身边的战士递给我俩一人一个反坦克地雷和一把军用匕首。深绿色的反坦克地雷呈扁圆形，直径大约25厘米，厚约五厘米，沉甸甸的，压力达到500公斤即爆炸。他告诉我们要用匕首先在履带印上凿一个冰坑，把地雷埋进去，用碎冰块盖k后立即回来。我和张立俊一手抱着地雷，一手持着b首迅速住坦克车辙那里跑．刚跑出去，一排子弹就扫了过来，我们俩一下就朝前扑了出去。还好，地雷和巴首都没撒手，又在冰上爬了几下就到了。我赶紧用K首刨冰，准备埋地雷。没刨几下，就听杜排长叫我们:“不要埋了，快爬回来:快／结果地雷没埋成:后来听杜排长他们说，看我们俩应声而倒，以为被订中了，吓出一身冷汗，所以把我们俩叫丁回来。子弹是从斜对面岸上打到岛后边来的，我那一身蓝衣服很显眼，刚一过去就被发现，招来一阵扫射，真悬哪！

一看岛上实在太危险，就让所有不穿军装的全部离岛撤回。这时又有一名伤员被背了回来，便把他放到我们的担架上。一个战士告诉我们，要把伤员送回无名高地，送炮弹那条路近一些，但不好走，还要过封锁线，最好走另外一条，要绕点路，但比较好走，也安全一些。

这时已午后了，我和张立俊抬上伤员回到岸上，一路小跑钻进了离江边最近的一片树林里，很快便找到了那条林间小道。走着、走着才发现，这条路上就我们这一副担架，前后都不见人影，我俩心里一边犯着嘀咕，会不会走错了道，一边放下担架准备歇口气，这才仔细看了看担架上的伤员。他仍然昏迷着，好像睡着了的样子，大腿上受了伤，虽做了简单包扎，血还是泅了出来，他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十八九岁。到达前线以后，每天都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许多慰问品，主要是各种罐头食品，还有大量的慰间信，隔几天每人就能分到一探慰问信，许多慰问信中都夹有毛主席纪念章。我把胸前的毛主席纪念章摘下来，别在他身上。突然，“吱― ”的一声，就是在电影里经常听到的那种炮弹划过的声音，我一下子扑到担架上，压住了战士的上半身，因为他腿负伤，经不住压。炮弹爆炸后知道，离我们其实还挺远的，可当时我们哪能判断出来。

走了有两个多小时，总算没走错，但确实比送炮弹的路远了不少。等把伤员送回无名高地战地包扎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包扎所是一个帐篷，有十几名伤员躺在里边。把伤员抬进去后，一个解放军看我们俩精疲力尽的样子，就让我们在帐篷里休息。天黑了，帐篷里点起了煤油灯，看到不断有人给伤员送水送吃的，这才觉得饿极了，真想服解放军要点什么吃，但不能要，那是给伤员的。本来，说是七点钟有车接我们回宿营地。但一直等到晚上九点钟，说车来不了了，只能走回去。我们一听就傻了，这好几十里地还不得走一夜呀，可那也得咬牙走啊。其实在平常，大小伙子走几十里地也不算什么。可现在，送炮弹抬伤员又一天没吃东西，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还有那副担架呢。这担架是柞木杠子做的，还有四条腿，特别结实。柞木一般都用来做镐把，是完达山中最沉的一种木头，这一副担架得有三十多斤。我们几个人轮着扛，我身体更好一些，一路上尽量多扛。就这么走了一夜，到天蒙蒙亮离营地还有两三里地的时候车才来，这一天一夜！后来又干过两次累活儿，一次是转移高炮阵地，扛着炮弹在草甸子里走了一天；一次是装卸炮弹，三天两夜没合眼。这两次的累劲儿都不亚于“三· 一五”，只是硝烟味没那么足了。

1988 年8 月，我们离开北大荒的一百多人，又回到了21 团，回到各自营里、连里，更难得的是又上了一次珍宝岛。岛上那片经过战火洗礼的白桦树林，如今已是郁郁葱葱了。

（摘自《往事·1967—1969写真》　蒋元明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