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1872年3月12日)午后，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在和儿子曾纪泽在两江总督官署花园里散步时，头晕的老毛病再次发作。晚上八点左右，曾国藩端坐而逝。与之交恶多年的左宗棠在挽联中还是中肯地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而李鸿章则对恩师无尽怀念:“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争论不休的评价

《清史稿·曾国藩传》写道:“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评价最高。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也可见曾国藩对中国近代的大人物的影响不同凡响。章太炎称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此论说明对其主观的判断来自个人的取舍。近代革命党人对于曾国藩侍奉满清王朝十分不满，对于其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妥协的事功，尤为痛斥，因此，乃有“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汉奸”的称呼。

但是，这位不读兵书的统帅，因其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竟成为近代中国军事改革的先驱，其治军方略成为蔡锷的革命军、蒋介石的国军，甚至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的重要教材。蔡锷曾亲手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将曾国藩、胡林翼有关治兵的语录汇集起来逐条加以评点作为军事将领的教科书。而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并亲自从《曾国藩家书》中摘录出许多语录，参习不停。至于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和曾国藩的治军有着直接的联系。且看1858年(咸丰八年)12月，曾国藩为训湘军所作之《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石头，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壤，莫到民家去打饭。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材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忠、信、笃、敬”的驭夷之道

在长期参与对外决策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对外思想。首先，曾国藩认识到时代更替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对外关系必须顺应潮流的变化而变化。曾国藩以《周易》作为观察和对待时代变化的依据。他说:“大易之道，重时与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他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就是说，在他看来，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完全可以放弃，而于国计民生的事项，不得讨价还价。这是曾国藩对外关系的原则主张。

其次，他总结了一套完整的驭夷之道。他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他从中国儒家古籍中有关做人的伦理中发掘出对外关系的原则，也是他自身人格力量对国家关系的映射。李鸿章深得恩师的真传，曾经说道:“与洋人交际，以吾师曾国藩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

曾国藩的守信，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守定和约；二是讲“恩信”或曰“威信”。

信者，诚也。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天津教案后，由他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如何处理外交时，曾国藩赠了他一个“诚字锦囊”。他觉得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并说，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诚信的要诀当然是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如果对方狡猾异常，就一定要谨慎行事。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的要求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以内，抑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在晚清敌人环伺的对局中，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和”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