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非常国会又派褚辅成等向孙中山征询对军政府改组之意见，孙中山再次表示，对改组“始终反对，以法律上万难通融也。苟不论法律而论事实，则余无不可委曲求全者。若国会必以联陆为有利者，则余虽亲至南宁梧州晤之，或以大元帅让之，皆无不可，是可见余非争一己地位者矣。”[9](p394)[8](p23)此前，孙中山还本其“护法必须联唐”之旨，极力联络唐继尧，希望他能赞成自己的主张。2月23日，他致电正在云南的章太炎云:“军政府能巩固与否，不特为民党之死活问题，亦实民国存亡之所系。望联合川、滇、黔同志，尽力主持，倘蓂帅(唐继尧)能就职，则一切问题解决过半。”[1](p353)3月13日，他亲电唐继尧，请“务望勉抑谦让，以国事为重，慨任艰难，日就职。则声闻所布，民气倍振，外交既易磋商，战士益将奋励，一切困难，迎刃而解。大局转机，实在于此，惟熟筹而力断之，国事幸甚。”[1](p393)4月2日，他再电唐继尧，解释“改组军府之议，中多变幻，文前虽同意，后竟为他力所阻”；担心“军府朝撤，粤局夕变；滇、黔、川军未出武汉，而桂军或已言和，有始无终，能不寒心！”声明“护法之惟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无论改组内容如何，此主张绝对不能有所牺牲，必须一致坚约，始可共议改组”；并推重唐称:“民国前途，希望惟在执事一人，尚冀毅力首出担当，则桂人自难立异，而他省亦可景从。苟达护法目的，文无不可退让。”[1](p428)但唐继尧不仅对此没有积极回应，而且道路传闻其密电西南各省，提议“护法各省亟应组织统一机关，现在办法宜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大副总统，或认冯为代理大总统；在南方组织军务院或国务院，以行使职权，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请孙中山“游历各国，办理外交”[8](p23~24)。实际呼应了桂系图谋架空孙中山的主张。至此，孙中山以其单薄之实力，已无力推翻地方实力派改组军政府之成议，只能毅然辞职，以示抗议。

1918年5月4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孙中山即于当日提出辞职，并通电声明:“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故军政府虽成立，而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会议犹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内既不能谋各省之统一，外何以得友邦之承认……文之所以忍辱负重以迄于今者，良以任责无人，非得已也……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兹仍愿以匹夫有责之身，立于个人地位，以尽其扶助民国之天职。”[1](p471~472)18日，非常国会通过《修正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将元帅制改为合议总裁制，复通电全国，称此次改组为“鉴于时局上之要求，而共认军政府改组之不可缓久矣”，并称仍以“回复约法之效力，维持国会之尊严，建设统一之基础，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其目的。2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为总裁，随后又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此次改组，“表面上很昭示一种大公的形式，但是实际上的重心全在桂系”[12](p291)，陆荣廷也因此而成为广州军政府的实际当家人。

①护法各省联合会成立时，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其中除岑春煊因在上海赋闲而积极于此外，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格于其军政府总长身份不愿太过介入，陆荣廷和唐继尧也因各方反对未到广州。《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2卷(彭明、周天度主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七年一至六月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台北1976年版)等论著均以1918年1月15日为联合会的成立日，唯《孙中山年谱长编》以1月20日为其成立日。

5月21日，孙中山离穗赴沪，临行前通电表示:“民主政治赖以维系不敝者，其根本存于法律，而机枢在于国会。必全国有共同遵守之大法，斯政治之举措有常轨；必国会能自由行使其职权，斯法律之效力能永固。所谓民治，所谓法治，其大本要旨在此……国人既知护法为急务，则务以贯彻终始。”[1](p480~481)孙中山仍坚持以“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为张本的护法主张，但与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亦未完全决裂，而留有一定的回旋余地。7月5日，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宣布就总裁职。孙中山亦于当月复函非常国会，表示“改组军政府一案，已成过去问题”，自己“始终尊重国会，因而尊重贵会议。是以当选证书已经收受”。同时又致函伍廷芳、林葆怿、唐继尧、吴景濂等，表示“一息尚存，不忘救国。惟鉴于孤立无援之苦，诚不欲再蒙居先之诮，然亦当请从诸君之后，聊尽声援之责”。[1](p492~493)9月18日，孙中山派徐谦为其全权代表驻粤，处理与军政府有关事宜，从而保持了与军政府的正常联系，也为其后他再度南下广东护法，打下了一定基础。

四 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创立者，在其成长与革命生涯中，曾长期驻留于西方，耳濡目染于西方民主制度，认为“民主主义为世界自觉国民信奉之正义，议院政治为近代国家共由之正轨”[1](p348)，故其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完善的共和民主制度，“纳举国之人于法轨，以自进于文明”[1](p499)。当段祺瑞决定废弃临时约法、另立政治架构之时，他毅然以“护法”为号召南下广东，重新踏上革命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