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关于护法运动的通论性著述可见莫世祥:《护法运动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孙中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护法运动中关系的论述可见:陈长河:《护法期间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矛盾斗争》，《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孙中山在护法期间与陆荣廷的矛盾斗争》，《民国档案》2001年第1期；黄成授:《论护法运动中陆荣廷与孙中山的关系》，《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温贤美:《护法运动中的陆荣廷与孙中山》，《天府新论》1998年第4期。上述论述各有所长，惟仍有推展之余地，此当为本文之出发点。

自国会解散后，已有不少国会议员陆续出京南下。当孙中山提出护法主张后，离京议员中的前国民党系议员、对军阀政治不满的议员以及一些怀抱各种个人企图的议员纷纷南下广东。但因南下广东的议员人数不及国会开议的法定人数，因此而有不开国会正式会议另开非常会议的主张。8月19日，孙中山召集国会议员130余人在广州聚会，认为“段据北京政府，力向护法各省用兵，对外复发布向德奥宣战，吾人内为护法各省之团结，外为行独立自主之外交，非组织政府不可。人数虽未足法定，惟值非常事变，可先开非常会议，组织政府，以资应付”[4](p684)。此诚为特殊情势下的“应变”之举，但也带来了其后国会议员“合法性”问题的种种争议。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8月25日，到粤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孙中山在会议开幕祝词中，希望议员“扬谠论，纾嘉谟，建设真正民意政府”[1](p133)。29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组织大纲”，决定其任期至“临时约法”完全恢复效力时为止。31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规定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临时约法之效力未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5](p413~414)。国会非常会议和军政府“组织大纲”为广州非常国会和军政府的建立创立了法理依据，同时亦突出了其临时性和非常性的特点，不过因为孙中山的革命征程并不如其当初之理想那般顺利，故虽其后广州国会和政府的名称时有变化，但“临时”与“非常”的名义却伴随孙中山的政治生涯而不断延续，直至其辞世也未能完成由“临时”而“正式”、由“非常”而“正常”的过渡，孙中山统一中国、实行民主的政治理想在其有生之年终未告成。

1917年9月1日，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以84票(出席者91人)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在当日下午举行的大元帅授印礼上致答词时言:“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1](p136)同时发表就职宣言，表示“誓竭真诚执行国会非常会议所授予之任务，勉副国会代表国民之期望”[1](p137)。9月2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1日，孙中山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政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胡汉民为交通总长，张开儒为陆军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章太炎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至此，军政府成立的程序与行政班底的搭建工作均告完成，南北各有国会与政府的分裂对峙成为事实。

二 护法阵营的内部矛盾

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否认北京国会及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筹划军事北伐计划，争取各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希望从法理与事实两方面对北京政府形成压力。9月18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责“段祺瑞主使叛党，蹂躏约法，解散国会”[1](p184)，表示自己“于拥护约法，维持国会，实具牺牲之精神，则除依照《军政府组织大纲》，非至约法完全恢复、国会职权完全行使时，断不废止。其有袭段祺瑞故智，敢与约法、国会为仇者，一息尚存，岂容坐视”[1](p184~185)。在争取地方支持方面，除了参加“护法”的西南六省外，南方的湖北、浙江和北方的河南、山东、陕西等省均有支持孙中山护法的武装起事。

但是，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其内部仍然存在多重矛盾，孙中山的地位并不稳固。孙中山成立护法军政府，除了对外张扬民主与法治的旗帜外，内部则主要依托于西南地方实力派。在保持西南各省独立性、不使北洋系染指方面，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有共同语言，也可以得到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当北洋系及北京政府对西南压迫过甚，如派大军“征讨”、不得各省同意而任免官吏时，地方实力派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屡有抗争，直至与北洋军武力相向。但孙中山力图统一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高远理想及其行事时不无激进操切的做法，与地方实力派割据地盘、维护实力、稳定为先的意愿有相当的矛盾。孙中山与地方实力派之间既协调又矛盾、磕磕碰碰的复杂关系自军政府成立后即交错发展，但始终不能磨合成型为基于共同理想与利益的稳定的政治联盟，而只能是在遇事时对北洋系和北京政府保持一定的相近立场。加以广东虽为革命党长期活动之地，但孙中山在此并无直接掌控的部队，在讲求实力原则尤其是有枪即为王的民国政治环境下，孙中山之不为实力军人看重亦为常事，他曾坦承“军府既无实力，无从发言”[1](p236)；“仅有外形，毫无实力”[1](290~291)。孙在广东主要依靠南下的海军，但是，因为经费等等现实问题需要得到地方实力派的相助，海军的态度并不能完全倾向孙中山，而只能不时依违于孙与地方实力派之间。1918年2月26日，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在广州海珠遇刺身亡①，南下海军从此失去领导重心，孙中山也无法再倚为支持。如唯一实际就职的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所言:“军政府类似虚设，大元帅徒负空名，两元帅就职迁延，各总长意存观望。”[6](p1100)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军政府的权威和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