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朝末世，权臣篡位总是为新的权臣树立了榜样。为了控制军队，防止新的权臣的出现，袁世凯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削弱段的军权，段暂时只能消极抵制。至1915年5月，段称病退居西山，8月29日，袁世凯免去了段的陆军总长职务，由王士珍接任。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话。袁世凯骗他说，他已经在英国买了房子，如果“国民”一定要他当皇帝，他就只好跑到英国去养老了。冯国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12月18日，袁世凯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冯以有病为名，拒不进京，同时，开始与梁启超秘密接洽，反对帝制，以稳固和强化他在长江一线的势力。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这成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飙起飙落。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成立筹安会，正式登场筹备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又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惊惧之余，组织征滇军，但段祺瑞、冯国璋都拒绝担任总司令一职，北洋军士气低落，战事不利。而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在各省离叛的过程中，冯国璋于3月间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一说为湖南将军汤芗铭），5将军密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承认帝制，23日废除洪宪年号。以年号计算，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基大礼，就梦想破灭。

然而，袁世凯还迷恋着权位，企图继续做他的大总统。他希望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但是，段祺瑞完全仿效袁世凯在晚清时的故技，要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恢复责任内阁制，同时要袁世凯向他交出兵权。而另一大将冯国璋则以中立者的姿态，于5月间组织南京会议，与护国军方面和谈，要袁世凯退位。袁世凯本来一向身体很好，这时在内外交困之下，于6月6日忧惧病死，年仅57岁。

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力量的动员，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社会中的现代性社会势力本来就很微弱，还没有发育起来。因此，他们不可能用现代政治的组织方式，来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完成国家的整合。护国运动的主流，也不是辛亥革命时的民间动员，而是各派军事力量的离叛。先是非北洋系军阀离叛，然后是北洋系地方军阀离叛，最后是原先的亲信大将公然分割他的权力，迫他退位。因此，真正逼死袁世凯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军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世凯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则割据一方。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都在护国运动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成果。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从基层动员着手的艰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