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二次革命胜利之后，袁世凯开始骄狂起来，越来越趋向于独揽权力。结果，他的统治基础却日益萎缩了。1913年10月，袁世凯强迫国会先行选举他当上了正式大总统。11月，又宣布取缔国民党，无论参加还是没有参加二次革命的国民党议员，都被取消资格。这样一来，由于国会达不到开会的法定人数，等于解散了国会。袁世凯摆脱了国会这个累赘，进步党人也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存身之地。梁启超和进步党作为袁世凯对付革命党的同盟军，开始感到被冷落。而所谓制定宪法，也从此停摆。12月，袁世凯召集政治会议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根据政治会议决议，于1914年1月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这个解散国会的命令，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生效。熊是进步党员，1913年7月由袁世凯任命，组成了所谓的人才内阁。国会解散，这个人才内阁也就被袁世凯一脚踢开，梁启超一派落入了兔死狐悲的境地，为以后发动护国运动落下了伏笔。但他们对袁世凯仍然抱有希望。3月，袁世凯又召开约法会议，60名议员实际上由袁世凯遴选，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总统“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总统“对于国民全体负责”，也就是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建立起总统独裁体制。袁记约法规定成立参政会，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员由总统遴选。同时，由参政会起草宪法，由大总统召集国民会议决定。而所谓宪法和国民会议，事实上一直为袁世凯搁置，没有推行。袁记约法完成了总统独裁的政治体制。但是，梁启超所期望的袁世凯的开明性在哪里呢？

杨度和梁启超看到的危机

从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到1914年5月1日袁记约法公布，袁世凯完成了总统独裁体制，中华民国的共和体制已经名存实亡。除了一些毫无权力的咨询机构，袁世凯实际上已经与皇帝无异。他为什么还不满足呢？是虚荣心作怪，还是为了确保子孙的权力继承？如果说袁世凯只是为了个人的野心，那么大好人杨度为什么也要袁世凯称帝？事情恐怕有它自己的道理和逻辑。

袁世凯的美国政治顾问古德诺，就认为中国采用君主制比较好。他写道:“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孙中山也主张通过训政时期来提高人民参与政治的能力，才能真正实现宪政。国民党在统治大陆时期，一直实行训政和独裁制。当然，古德诺提倡君主制的理论前提，不是要搞什么封建复辟，而是希望逐步推进现代民主。他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比较大。也就是说，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开明专制）。古德诺也只是一种理论推理，并不敢肯定在当时形势下，确实具备了由共和制改为君主制的足够条件。他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其结果是军阀野心家们为了争夺权位，引起战争，社会祸乱不可收拾。

杨度也赞成古德诺的观点和忧虑。他认为，多数人民根本不知道共和是怎么回事，野心家人人都想当大总统，如果选不上就会用武力来争夺。而且，清帝废除后，“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

梁启超并不反对他们的观点，他用一句话就塞了他们的嘴:我在十年前早就说过了。他从来就反对共和而赞成开明专制的。民国以后，他也一直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取消议会民主制，实行开明专制。

当然，上面说的还只是理论上的推理，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可怕。杨度描写了军队的情况:过去的军队知道要为皇家出力，现在没有皇帝了，但他们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军心涣散。南方的高级军官要听从下级军官的，下级军官要听从士兵的。被人讥笑为“共和兵”。北方军队虽然问题没有这样严重，但要他们绝对服从命令，不避艰难险阻，也做不到了。所以，现在民国的兵，只求他们不发生内乱就谢天谢地了，要他们能够平定内乱，抵抗列强，就根本做不到。

梁启超也描写了国家面临的危机:辛亥革命造成的灾难刚刚平复，人民还喘息未定，列强一直在威胁我们，到处都有自然灾害发生，饥饿的人民等待救济，深山老林处处潜伏着土匪。国家急需安定和治理。

杨度更预测了军阀混战的恐怖前景:“乱世以兵为先，无论何种德望学识，一至彼时，均不足为资格，唯有兵权乃为资格，然使兵力仅足迫压议会文士，而无统一全国之势力，则虽被选，仍无效也。诸将资格等夷，彼此不能相下，军人、游士又从而挑拨推排，以求他日之富贵，终必兵戎相见，相与角逐于中原。”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的军阀纷争的局面，印证了杨度的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