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梁启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一，就是大总统要通过良好的政绩来巩固自己的威信。第二，要有办法预防野心家。第三，要选择和培养好接班人。依照《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有了上述三项政治措施，就可以安全地解决继承问题:“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看来这个制度是中国的创造。可惜，在当时未能成功地予以实践。

杨度看到了这个制度缺乏实践的可行性。他认为，现在面临的继承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实际的政治局面问题。因此，这个制度靠不住:“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惟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一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后，没有一个权威的继承人，中国必然分裂，这是事实，而不是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君主制？就是要利用传统的家天下的血缘继承观念。他举了个例子:“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没，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余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堂为松山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当然，杨度也知道，软弱的君主，是很难镇服强悍的军阀权臣的。所以，他的理论逻辑就是希望袁世凯在改成君主制以后，为了后代的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他盲目地相信袁世凯能成为这样的“英主”。

所以，杨度和梁启超争过来，争过去，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北洋系统未来的分裂问题。梁启超只是意识到，你袁世凯越折腾，政治局面只会更混乱。如果袁世凯依靠现在的一点威信，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么，或许还有希望。所以他甚至这样说:“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否则，中国社会必然分崩解体。

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他只有把强化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称帝上。梁启超看到袁世凯执意称帝，大势已去，率先策动了护国运动。一个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是谁逼死了袁世凯？

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和黄兴意见分歧，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狭隘的革命组织，而黄兴一派的欧事研究会更是一盘散沙。他们对袁世凯的统治已经构不成威胁。袁世凯准备称帝后，孙中山的主要助手陈其美于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因孤立无援失败。但打响了反帝制的第一枪。然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始终未能集结起有震撼力的力量。辛亥革命时，上海商界曾全力支持陈其美，而在护国运动中，他们不希望陈其美再在上海策动革命，而是希望南京冯国璋宣布独立，维持东南一带的秩序。上海绅商致函冯国璋说:“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薮，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指南京宣布独立——引者)，万不能镇定下游。”

梁启超与蔡锷策动云南军队发动护国运动，力量也很有限。护国军甚至到不了长江一线。这小小的一点冲击力，就把洪宪王朝冲击得七零八落。这并不是说，北洋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而是因为北洋系统已经分裂。

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的心目中，袁世凯的天下是他们帮着打下来的，野心勃勃地等着继承袁世凯的遗产。袁世凯和杨度以为，有了君臣名分，就可以抑制他们的野心。而事实上，他们羽毛渐丰，既不愿意向袁世凯称臣，更不愿意向袁的子孙称臣，阻断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因此，袁世凯越是想强化自己的权力，他们就越来越离心离德。军阀势力的形成和消解，在中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新的权威的形成，是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实现的，甚至是经过了残酷的血战才能涌现。袁世凯依靠区区北洋六镇兵力，对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贡献也非常有限，他在事实上并不拥有个人权威的强大基础。只是当时中国人才凋零，才给了他一个虚誉和机会。仅仅依靠一个制度的设计，是解决不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