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协约国战胜的欢欣鼓舞，并没有在巴黎和会上换来对中国外交权益的保护。当在巴黎和会上受辱的消息传回国内后，从停战公报传出之日起持续半年的民族热望，最终演变成极度的失望。这种情绪和过去几年迅速渗透的新文化精神发酵，酝酿出了“五四运动”这一坛绵延百年而余味犹存的烈酒。

对劳工群体的关注，也由此进入一个与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的阶段。

“五四”向革命转舵的一个背景，是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背叛”，基本上结束了美国此前在华前所未有的美好时光，而“革命的新贵”苏俄则展现出不容人不接近的吸引力。北京大学教授罗志田在其《“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一文中说:“美国的背叛凸显了‘公理战胜’的虚幻；日本基本已成潜在的敌人；英国在退缩；法国时常独立。而新俄所奉行的‘主义’本来自西方，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这样的思想最符合西方分裂后中国思想界的民族主义情绪，遂出现‘从威尔逊到列宁’的转变。”

1919年12月1日，陈独秀在《晨报》发表《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文中，他指出劳动界有三件特别痛苦的事，其中两件与人力车夫有关，一是“满街灰尘和不洁的饭水，简直是车夫苦力的催命符”；二是“十一二岁小孩子、五六十岁老头子，也靠拉车糊口”。他虽然在文中说，“并不是要想大家像欧美劳动界那样有力量的运动，只盼望大家有自身所处的是什么境遇、并且有努力改善这种境遇的觉悟”。但他已对这一群体的组织工作有了初步的规划:“北京的车夫有两三万人，是要在车行车厂之外另行组织。”

到了1920年，革命的气氛已经热火朝天。在1920年12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上，刊登了一篇柯庆施的《劳动专政》，提出“国家政府法律不必废除”，只需“由劳动者执政权”即可。一个月后的《新青年》，又刊登了一篇H。M。的《劳工神圣颂》。文中将劳工比作“神”，“他(指劳工)与神灵一样，在地面上走动，为人类祝福，不贪、不吝、忍耐、克己、勤勉、勇敢，为人制造面包。他与神是一样的宽容”。与之前的文章不同，这篇文章喊出了“万物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的宣言，甚至“资本家的头，资本家的命，资本家的恋爱，都是徒在空屋子里的那些命贱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劳动者对于那个头、那条命，那样的恋爱，都可以主张所有权的。”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此时对劳工的关注，已经有些“民粹主义”的味道。

对人力车夫的革命宣传骤然增加。《新闻报》1919年6月3日的一篇报道，描述了人力车夫抢阅由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五七日刊》的场景:“车夫工人争相传诵，甚至销罄之后，尚纷索不止”。1919年7月3日出版的《时报》，也对汉口人力车夫争购《学生日刊》的场景有类似的描述:“忽有苦力多人，争相购取。其中有不识字者，遂央人讲解，彼等俯首静听，有闻之泪下者，有长吁短叹者，又有听毕不忍去者。”

与理论宣传同步推进的，还有一些贴身的动员。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人力车夫夜校，他先在黑板上写一个“工”字，再在旁边写一个“人”字，再把“人”与“工”合起来构成一个“天”字。他告诉人力车夫，工人如果团结起来，就能顶天立地。

对人力车夫的关注也开始越过文学作品的范畴，向社会学领域扩展。李冰心、朱天一的《人力车问题》、疑始的《人力车夫生命问题》、周海之的《我对于改良人力车的意见》纷纷发表，并最终引发了社会学届对人力车夫的大规模调查，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景汉在1924年所做的《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但在对人力车夫的动员上，早期的中共似乎遇到了“雷声大、雨点小”的困境。这些“购报踊跃”的人力车夫一旦论起罢工来，却又显得瞻前顾后。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及的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一个学生领袖，在人力车夫间动员罢工，被警察获悉，一些人力车被没收。后来，有些人力车夫竟然找上学校，要这位学生领袖做出赔偿。

毛泽东在1926年3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就指出，人力车夫“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这主要是与人力车夫文化程度偏低、生活长期自由散漫有关。中共成立初期将“成立产业工会”确定为其基本任务之一，在刘秋阳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产业工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另一方面，也与以人力车夫为代表的苦力工人群体在此次运动中表现不佳有关。    ★

(本文参考了《新青年》第四、五、六、七、八卷，《晨报》1918年12月—1919年12月，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士人心态与政治》，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刘秋阳《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与《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