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出现了一种被陈独秀称为一大“特色”的现象:“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六十几岁的老头子，都上街拉车”。

人力车夫受到密集的关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天天出现在大街上，是最显眼不过的下层民众了。作为当时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人力车也是知识分子代步的主要工具。旅途漫漫，加之知识分子问东问西的天性，人力车夫遂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了解最多的下层民众。知识分子的“博爱”情怀，于是全都事无巨细地流淌到人力车夫身上。

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对人力车夫的关注，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同情，尚没有上升到“神圣”的高度。

二

但这时，“劳工神圣”的思潮已经悄然潜入，并被1918年蔡元培的一个演讲充分地激发出来。

1918年11月16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公报传出的第5天，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天安门外专门为庆祝协约国胜利搭建的演讲场地上，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演讲的内容不足300字，但因其显赫的地位和影响力，已足以产生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传播效应。他以演讲惯用的排比句，让整个演讲听起来气势磅礴。

这篇演讲的一个背景是，中国虽被列入战胜国之列，但实际的贡献只有在法国参战的15万劳工。在举国对战胜国的称谓寄予厚望的情况下，劳工的价值被赋予了“民族救星”的扩张定义。

当时国人对协约国战胜的欣喜，梁启超曾用“普天同庆”来形容。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对“同庆”的场面有过这样的描述:“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教育部下达号令:11月14日全国高校放假一天。北京大学则在此基础上再加两天，老师和学生都上街“提灯游行”，同时在天安门广场轮流演讲。“每人限讲5分钟”。时值北风凛冽，在声嘶力竭下，讲员的喉咙“不到5分钟已发哑声”。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撰文表示，在美国时任总统威尔逊“十四条”的感召下，国人似乎期望将过去几十年所受之屈辱，借助这一次战胜一举解决。

为解决军人和劳工的善后问题而发起的募捐也在进行。欧战协济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顾林在《劝捐缘起》中说:“(中国)对于欧战，迄未能大有为力之处”，而此等捐助与派兵派工人等相类，“均足使外邦视中国民族，同起敬爱之心，”因而应“倍加尽力”。

但蔡元培所说之“劳工”，已将其含义扩大。他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

对劳工的这一扩张性解释，虽有将劳工与不劳而获者对立起来的意思，却并没有太多改变劳工在人们头脑中的固有含义。此后与劳工有关的大多作品，还是将目光瞄准下层的工人。只是他们的形象较之以前被俯视的地位，已经大为改观了:在同情之外，已经多了些歌颂的意味。

基于上面的理由，虽然这一时期对劳工的关注渐有扩大之趋势，比如周作人有《两个扫雪的人》、刘半农有《铁匠》等作品问世，但知识分子目力所及的劳工代表，仍非人力车夫莫属。

上文提到的鲁迅的《一件小事》，堪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有论者认为，如果仅从自省的角度分析，车夫搀扶老妇这一寻常行为让作者陡生高大的感觉，不仅略显突兀，也过于矫情。但如果把它放到“劳工神圣”的大背景下，再考虑鲁迅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身份，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认为，知识分子参照劳工反观自己，仍是这一时期作品的一个共性，但还是离不开“劳工神圣”这一大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