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冬时分某天，鲁迅在大街上看到几个壮汉围殴一名人力车夫，当晚在日记中愤然写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此时，鲁迅对这一事件的关注点还是在“如野狗”的“人性”上，对身处弱势的人力车夫着墨不多。时间向后推移6年，鲁迅在大冬天搭车赶路，途中擦到一位老妇的衣服，她应声倒地，鲁迅劝车夫不要多事，继续赶路。车夫却毫不理会，搀她走向附近的巡警分驻所。鲁迅顿觉这个“满身灰尘的背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对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件小事》，后来有人提出质疑，说向来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难道真的会“仰视”一个国民性十足的车夫？该质疑提供了一个分析路径，就是“倘要论此，还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个社会状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的集中关注。

一

1917年2月，李大钊在《甲寅》发表《可怜之人力车夫》。在武汉工程大学法商学院副教授刘秋阳看来，这是新文化运动对人力车夫关注的开始。刘秋阳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做过细致研究，并撰有两篇与此相关的文章:《人力车夫与五四运动》和《中共领袖与人力车夫》。

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了这一职业的两个“命门”:一、“以理言之，则以人类为牺牲，乃最背乎人道主义”； 二、“以利言之，则驱尔许之劳力，掷于不生产之职业，乃见讥于经济原理。”这一既不符合人道主义又不符合经济原理的职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工厂不兴，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归于此途”，“宁为牛马于通衢，犹胜转死于沟洫”。

人道主义和经济原理，都是从西方贩运过来的名词。前者事关平等，后者事关效率。有论者认为，倘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两者都不是问题:前者说的是分工，当无贵贱之分，后者说的是服务业，虽是“不生产之职业”，但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显然并非“见讥于经济原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严昌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写人力车夫的作品，特别是前期的作品，多是为了表达一种同情，其感性的成分多过理性的成分。严昌洪也曾对这一时期的人力车夫有过深入的研究，并结集而作《近代人力车夫群体意识探析》。

李大钊之后的几篇有关人力车夫的作品，就颇能看出其中的同情之意。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刊发了两首白话诗，题目都叫《人力车夫》，一篇是沈尹默的，一篇是胡适的。沈尹默在写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后，提到了人力车夫:“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堕。”胡适则遇到一位少年车夫，年方十六，却已拉车三年，不禁“心中酸悲”，有心不坐，对方却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在“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的小车夫面前，胡适坐又不忍，不坐也不忍，其同情心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

这种对人力车夫不可抑制的同情心，是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对下层民众关怀的一个缩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说，这种关注来源于当时对“人”的发现。这种关注有三个重点，一是对妇女的发现，二是对儿童的发现，三是对下层民众的发现。“这些以前都是不被发现的(群体)，不认同他们作为‘人’的价值，”钱理群说。

这些新的发现，与当时西方的进步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有关。自清末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大量知识分子开始走出去，大口地呼吸国外的新鲜空气，带回来一筐筐“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关怀，对人平等的关怀。钱理群说:“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的时候，下层人就像花草一样。现在才认识到，他们也是人，一个独立的人。”

而在下层民众中，人力车夫不仅很有代表性，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代表。根据当时对人力车夫的调查，其全年拉车总收入平均94元左右，扣除向车行缴纳的车租25元和车夫个人消费的33元，一年一个车夫平均可向家里供给36元左右。这仅够维持一个成年人一年的消费。但根据甘博和北平社会调查所的调查，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家庭人口数平均为4。37人左右。按照当时比较流行的折算成成年人的办法，则一个车夫的成年人口平均可达到3。89人。也就是说，车夫的收入仅够支付半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另外的一半则要靠其他的收入来源。在其他的收入来源非常困乏的现实下，人力车夫家庭大多过着收不抵支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