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气东交民巷

学生欲通过（东）交民巷往东而行，该处警察竟然不许通行。学生颇受激刺，不得已折而往北，出王府井大街，经东单牌楼，向赵堂子胡同，入赵家楼曹汝霖之住宅。

关于五月四日学生游行的路线，众多事后追忆，差别不是很大。起码东交民巷受阻而后才转向赵家楼这一强烈印象，保证了所有回忆文章的大致方向不会有误。差别只在于转折的路口以及经过的具体街巷。相对来说，记者的现场报道比较可靠；但比起原北洋政府陆部驻署京师宪兵排长白岐昌的报告，还是小巫见大巫:

该学生团于午后二时三十分整队出天安门，折东进东交民巷西口，至美国使馆门首，遂被阻止。该代表等从事交涉，仍未允通行。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五四爱国运动史料》，《历史教学》1951年6月号）

职务所在，当年跟踪学生队伍的宪兵排长，其所提供的报告，应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两点半方才起行，四点左右已到达赵家楼（这点为不少回忆文章所证实），那么，东交民巷耽搁的时间，就不可能像许多回忆录所说的“足足有两小时”。

即便如此，受阻于东交民巷，依旧是事件发生逆转的关键所在。宪兵排长只说学生代表交涉而未获允许，自是不如《晨报》之注意到“学生颇受激刺”。《五四》一书，更将游行队伍之转向赵家楼，直接归因于使馆界口的等待:

学生既在使馆界口鹄立两小时之久，而市民之加入者亦甚众，当时群众义愤填膺，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于是议定先寻曹氏，次寻章、陆。

为何由使馆界口受挫，便“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除了此次运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宗旨，更因东交民巷这种“国中之国”，本身就是主权丧失的表征。恳求列强“维护公理”说帖没被接收，反而目睹使馆区骄横的巡捕、狰狞的兵营，更强化了中国人的耻辱感。

罗家伦等四位学生代表前往美国使馆交涉，公使不在，只是留下言辞恳切的“说帖”。其时国人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及其总统威尔逊大有好感，故“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英、法、意诸国使馆也有学生代表前往交涉，可都只是答应代为转呈说帖。至于申请穿越使馆区游行，始终未得到允许。学生们之所以希望“往东”而不是“向北”，明显是冲着仅有一街之隔的日本使馆的。三千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被堵在狭隘的东交民巷西口，这景象，与半年前三万大、中、小学生集会天安门前庆祝协约国胜利时，美、英、法等国公使相继登台演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里有技术性的原因，各使馆确实星期天不办公，美国公使等并非故意回避；但巴黎和会上中国人合理权益之被出卖，也凸显了国际关系中的“弱肉强食”。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

至于具体到东交民巷之不让游行队伍通过，有中国政府的关照，也有辛丑和约的限制。东交民巷最初叫东江米巷，明、清两代属于天安门前“五部六府”范围。乾嘉年间，出现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的“迎宾馆”；鸦片战争以后，更陆续设立英、俄、德、法等国使馆。庚子事变中，那拉氏纵容甚至怂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第二年，清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1901），此后，东交民巷就成了变相的“租界”。清末仲芳氏《庚子记事》辛丑年五月十五日记曰:

东交民巷一带，东至崇文大街，西至棋盘街，南至城墙，北至东单头条，遵照条约，俱划归洋人地界，不许华人在附近居住。各国大兴工作，修建兵营、使馆，洋楼高接云霄。四面修筑炮台以防匪乱，比前时未毁之先雄壮百倍，而我国若许祠堂、衙署、仓库、民房，俱被占去拆毁矣。伤心何可言欤！

除了“四面修筑炮台”，还在使馆区内建立了一整套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管理机构，再加上东西两端由外国军警日夜把守的铁门，这里成了道地的“国中之国”。不但中国官员、百姓不能随意进入，连人力车都得有特殊牌照才允许通行。在这个意义上，巡捕及警察之阻止学生队伍通过，并非故意刁难。

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和约”是一回事，“公理”又是一回事。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是“和约”；学生们要追问的是，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新一代读书人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从来如此，就对吗？”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只没有平息学生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强烈反弹。据《五四》一书称:“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40年后，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再次强调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时学生们愤怒的心境:

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杨晦的这一描述，与“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的说法，不谋而合。

根据匡互生的回忆，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决定直扑曹汝霖家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运动纪实》）。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社”同人，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运动兴趣不太大，也不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其劝阻直扑赵家楼，自在意料之中。问题在于，学生之转向曹宅并采取暴力行动，是群情激奋呢，还是有人暗中策划？

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高师学生熊梦飞，30年代初撰文纪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门前集会时，有往总统府、往外交部，还是往英美使馆之争（此说不太可信。学生游行之目的，“说帖”和“通告”都已表白无遗，直奔使馆区早在计划之中，无待天安门前表决），“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到了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忆亡友匡互生》）。言下之意，将学生队伍引向赵家楼的，是匡互生及其“死党”，而且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位高师同学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提及游行队伍本该向总统府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然而，当时与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张石樵，都没提及匡转移游行队伍的努力。据周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织有过秘密集会，希望采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请愿。可游行当天，匡等并无到曹家的计划。“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五四回忆片断》）而张石樵作为同窗好友，与匡互生一路同行，听说直奔曹家，认为有理，“也正合我们早就商量好的”惩罚卖国贼的计划（《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这两位当事人，只是强调转赴赵家楼的提议符合自家意愿，并没提及匡所发挥的作用。

依我看，此等“神来之笔”，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匡互生说得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五四运动纪实》），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不太可能，也没必要。作为一个基本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五四与日后众多由党派策动的学潮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其“著作权”的不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