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赵家楼

时正下午四钟，且见火焰腾腾，从曹宅屋顶而出。起火原因如何，言人人殊，尚难确悉。……至六时许，火光始息，学生仍将整列散归，而警察乃下手拿人。学生被执者，闻有数十人之多。

游行队伍向北、向东、再向北，再向东……浩浩荡荡，扬起一路灰尘。“北京的街道在那时本来就是泥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阵风一起，加上这几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滚滚的尘雾，直向鼻孔口腔中钻来。”（王统照《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只是群情激昂之际，没人顾及此等小事，学生们照样高呼口号，散发事先印好的传单。

下午四点半左右，据说仍然排列整齐的游行队伍，终于来到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2号曹汝霖的住宅。这是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所有门窗紧闭，周围有200军警把守，按理说，不该出现如下戏剧性的场面:赤手空拳的学生破窗入室、打开大门，殴打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事后大总统徐世昌发表命令，责备警察“防范无方，有负责守”；曹汝霖则认定是警察总监吴炳湘与他作对，纵容学生放手表现。将警察之“防范无方”，归咎于上司示意放水，或者像众多回忆录所说的，被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化，恐怕均非事实。持枪的警察，面对如此果敢的学生，仓促之间，确实不知如何处置。

“赵家楼”这场戏，乃五四抗议游行的高潮，从事发当天到现在，出现无数版本，实在耐人寻味。其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情节，历来众说纷纭，需要进一步确认。一是何人冒险破窗，二是何以放火烧房。

匡互生撰于1925年的《五四运动纪实》，只是说“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30年代初匡逝世时，同学熊梦飞撰写纪念文章，称“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忆亡友匡互生》）。到了50年代，匡的另一位高师同学周予同进一步证实:“他首先用拳头将玻璃窗打碎，从窗口爬进入，再将大门从里面打开。”理由是，游行当晚，周回学校时，见匡满手鲜血，说是敲玻璃敲的（《五四回忆片断》）。后来，关于匡击破铁窗的故事，便越传越玄，几乎可与武侠小说相媲美。

60年代初，高师学生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称:“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接下来，便是警察拉后腿，众学生帮忙解脱；“某君头向里面一望，内面还有数十名警察，正枪口对着他”，于是开始演说，终于警察良心发现，把枪放下。

70年代末，另一位高师学生夏明钢（原名夏秀峰）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的描述更精彩:“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功，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摔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

80年代中，又出现新的版本，开始注意曹宅院子的高墙。写作者仍是高师同学，名叫张石樵，在《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中称:“匡互生发现曹宅有个窗户，他就利用从小练就的一身功夫，在同学们的帮托下，一拳打开了窗子，跃身而下。”

但是，擅长武功的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家院子的故事，受到另外两条材料的挑战。以下两篇文章的作者，也都是五四那天的活跃人物，而且均于当天被捕。一是匡的高师同学陈荩民（原名陈宏勋），在撰于1979年的《回忆我在五四运动的战斗行列里》中，有这么一段:

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破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

另一个自称踩在匡君肩上爬上墙头的，是北大学生许德珩。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中，许称匡日休个子高，站在曹宅向外的两个窗户以下:

我们趁军警不备之际，踩上匡日休的肩膀，登上窗台把临街的窗户打开跳进去，接着打开了两扇大门，众多的学生蜂拥而入。

陈自称“第一批”跳入曹家院里，而许所说登上窗台的是“我们”，都没有一口咬定是自己独自一人首开纪录。问题是，如果陈、许的说法属实，“甘当人梯”的匡互生，便不可能第一个跳进院里。可谁又能保证陈、许60年后的回忆准确无误？

高师另一被捕学生初大告，大概意识到两种说法互相矛盾，于是兵分两路，互不干涉:“高师同学匡日休奋勇踏着人肩从门房（传达室）后窗爬进，打开大门，另外一个高师同学陈荩民越墙而入，学生们一拥而入，发现曹汝霖等已经听到风声从后门逃走。”（《五四运动纪实》）本意是弥合矛盾，没想到这下子更乱了，小小院子，能否如此迂回包抄？再说，如果墙上无窗，自是不难攀越；窗下无墙，似乎也很容易打开。聚集于曹宅门外的大批学生，何必徘徊再三？让匡、陈分开突破，表面上解决了高师内部说法的矛盾，可还有北大学生许德珩的脚下到底何人，有待进一步考证。

比打开天窗更具有戏剧性、也更扑朔迷离的，是“火烧”赵家楼。1919年7、8月间出版的《五四》和《青岛潮》（龚振黄编），都反对学生放火一说。前者列举曹宅起火原因共四说，结论是:“四说皆有理由，究竟如何起火，至今尚无人能证明之者。”后者更将电线走火与曹家放火捏合在一起，创作出如下绝妙画面:“时正酉正，电灯已燃。未几，火起，众大愤，始知曹将烧死学子，以为泄怨计。”40年后，杨晦还是一口咬定曹家自己放的火，理由很简单:“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杨文“政治正确”，但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曹家自己放火一说，很难坐实。

当年警察厅关于曹宅起火原因的调查，并无一定结论。因为，若断学生点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罗帐点着，还是将汽油倒在地毯上烧），势必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若说曹的家人点的火，准备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纵火，以便烧死冲入曹宅的学生，则必须谴责甚至惩罚曹家或家人。既然两头都不能得罪，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便是“电线走火”。这么一来，谁都没有责任，而且，所有取证、起诉、审判等麻烦手续，均可一笔勾销。英文《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的描述最为精彩:“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不再追问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这一绝妙的台阶（参见1919年7月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以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五章）。

可正像当年就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所说的，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当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认学生放火；等到事过境迁，“火烧赵家楼”成了名扬四海的壮举，可又说不清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点的火了。

有说是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杨振声《回忆五四》）；也有人说是“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范云《五四那天》）；还有说是“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以上三家，均为在场的北大学生，既然都没指定具体的纵火者，可见闻见尚虚。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辞；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70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他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

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