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波士顿《美中社会和文化研究》2000年第2期 作者:黄裕生 原文标题为:

作者简介:黄裕生，男，1965年11月生，福建省平和县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历史学不仅能确切地指出我们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开始了近代，而且还以十分有把握的态度叙述了如何从近代向现代的迈进。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近代史学与现代史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但是，当历史学在进行这样的途述时，它显然已预设了一个基本前提:我们已从中古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而对于这一预设历史学本身并不能给出充分的理由。历史学的通常做法是:以当代人的生活世界为参照点，把离此参点最近的一段历史称为“现代史”，把离得次近的一段历史称为近代史，在这二者之间，以一历史事件来标划近-现代史的界限。在历史时间里，历史学的这种做法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其自己的理由。但普通历史学的这种划分却不能从实质上将近代与古代区分开来。这种划分只具有标画历史时间的形式意义，因此，历史学当然也就很难充分回答“我们有什么理由宣称我们已进入近代社会？”这一问题。

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历史学叙述而给出的“时代观”很可能是不确切的，至少是可疑的。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何为“近代”？“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一开始就是相对于中世纪（中古时代）而言的，它与中世纪的不同并非只是历史时间的自我划分的结果，而是有实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有理由把“近代”视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在德文中，“近代”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其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新时代”。

那么，与中古时代相比，“近代”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新在人对自身的身份与使命的全新认识与自觉。在天地万物当中，人应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近代”的序幕就是在对这一问题的重新审视与自觉当中拉开的。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自觉正是启蒙运动的一个核心所在。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提起“近代”时，总是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启蒙运动，也就没有近代；或者说，没有启蒙运动，近代也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

启蒙作为一场思想运动，它首先不是一种附属于近代社会的精神现象，相反，整个近代社会恰恰是以这场思想运动为基础。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思想大解放，大觉醒。在这当中，人才第一次发现了人自身（的恰当身份）。人不再是上帝的羔羊，或某种保护人的臣仆，人就是人自身，他就是人自己的主人。而这一切的全部根据或理由就是:人是有理性的存在者。换句话说，启蒙思想家是以理性来确定人的合法身份，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最终人与上帝的关系也必须由理性来处理。

每个人都能够也必须由自己的理性去理解自己与上帝的关系，而无须也不能通过其他途径。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无疑就是对这一思想的最深刻的表达。在这种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信仰里，上帝与其说是世界与人的主宰，不如说只是我们人类的永恒的道德榜样，是我们的理性为了理解和维护一切道德行为而作出的一个必要设定。

于是，启蒙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世界本没有什么主人，作为理性存在者，人就是自己的主人，他是独立自主的。因此，人的存在是自由的。这是启蒙运动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结论。除非否认人是有理性的，否则就无法否定启蒙思想的这一结论。但是，启蒙运动之所以具有开辟人类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它的思想家从理论上得出这一结论，而且更在于每个被它启开了理性的人都会作出这一结论。

“启蒙”的本意就是揭去蒙蔽（昧），启开理性，让理性自己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启蒙运动是人类对自身的理性存在的自觉。这种自觉使自由成了个人不可替代的绝对要求（权利），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自由成了人的绝对命令。因为理性的存在就意味能独立自主地做出决断。因此，当这种理性存在成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自由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的必然要求。“宁愿在风暴中享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这种慷慨激昂的宣言只要在理性自觉的地方，就会被普遍地理解和接受。

因此，什么地方仍供奉着“救星”，仍高唱着“救世主”的颂歌，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仍处于蒙昧中。因为在理性自觉的地方，人们不会容忍任何意义上的“救世主”；对“救世主”的任何妥协都意味着放弃理性的绝对自主而出让自己的自由，而这在理性自觉下是绝对不允许的。

对于理性自觉的人来说，自由──独立自主的决断与思想就如吃饭、睡觉那样是其不可抗拒的要求。维护与捍卫自由，不与“救世主”相容，是获得新身份、充当新角色的新人的根本标志。只有这种新人才能开辟一个全新的时代──近代。这就是为什么自由成为启蒙思想家百般强调、不厌其烦地加以讨论的话题的原因所在。

我们都知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个启蒙运动的纲领性口号，却很少去过问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自由”被置于首位？不管这一口号的发明者是否是有意的，它恰恰道出了自由观念在启蒙运动以及整个近代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启蒙思想家借以批判中世纪社会、建立新社会的政治理念的最根本的立足点就是他们的自由观念。

对于启蒙思想家（以及一切理性的自觉者）而言，专制政治之所以不合理，首先是因为它剥夺或妨碍了人的自由，而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之所以是合理的，则是因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在最大限度内保障人的自由。也即说，在启蒙思想家这里，民主政治的要求及其合理性是建立在自由观念的基础上。只要自由成了人的绝对命令，民主的要求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然的。因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障人作为人本身存在，也即才能真正保障人的自我决断的权力。

在这里，民主虽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并不是谋取功利（如富国强兵）的手段，而首先是维护与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存在的手段。换句话说，民主首先是一种超越功利的手段，然而，正因为这样，它反而才能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利益，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