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种近代视角下进行的近代化事业一开始就失去了近代的真正内涵。在此视角下，对于人们而言，民主或科学所以是必要的，并不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由与真理，而完全是为了获得某种力量。一句话，为了“富国强兵”。

这等于说，人们只是为了某种利益，才需要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完全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甚至是一帮人谋取利益的手段。于是，民主与科学在这些国家里获得了“新生”:科学甚至成了维护权力集团的利益的某种意识形态，而民主理念或者成了轮流坐桩的政治游戏，因而实际上成了“政治动荡”的代名词，或者得到了“创造性”的解释，民主从而成了一种“工作作风”，或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与“法制”概念相对立的东西，似乎一个民主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法制的社会。实际上，这等于说，如果社会让每个公民都享有自我决断与独立思想的自由权力，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缺乏法制的社会。从根本上说，这种推论是建立在不相信公民的理性的基础上。

用一句政治俗语说，就是“不相信群众”。因为我们所说的公民的自由并不是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理性的自由。这种理性自由在维护公民自己自我决断与独立思想的权利时，也要求维护和尊重他人的自我决断与独立思想的权利。因此，“法制”不仅不应与公民的自由权利相对立，相反，只有建立在公民的自由权（理性自由）基础上，它才具有普遍的合理（法）性，才是真正全体公民的“法制”。而那种与民主相对立的“法制”往往是以“群众”的保护人自居的人们制订的“法制”，在这种“法制”下，“民主”除了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外，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在失去了自由作为其基础的情况下，民主被弄成了什么样的一种怪东西，人们都不用感到惊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着权力话语的群体有多少种利益与要求，就会变幻出多少种民主花样。人们会感到困惑的是，一些国家或民族为什么付出了漫长的努力，却仍徘徊在近代的边缘？仅仅是政策上的失误吗？抑或是在近代化过程中整个立国之本出了问题？国家制度或体制是应建立在维护某个或某些群体的利益之上，还是首先应建立在维护与捍卫全体公民的自由权利上，也即建立在维护每个公民的独立自主的、不可让度的绝对权利上？从世界范围看，在一些地方，这不仅是一个没有过时的问题，甚至是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从我们的近代观出发，我们还会发现，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民主与专制的斗争绝不仅仅是两种不同政治理念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斗争，而是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促进和维护人成自由的人，还是阻碍和反对人成为这种理智健全的人的斗争。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学者承担着一个特殊的使命──维护学术与思想的独立自由。

学者作为人类分工系统中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最先完成自我启蒙而获得健全理智，从而在思想-人格上彻底独立的一个群体。只有通过这种独立的学者阶层的思想活动才能帮助和促进全社会的自我启蒙而获得普遍觉醒。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不能产生出这样的学者阶层，或者不允许有这样的学者阶层存在，那么它就不可能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在这种国家里，科学往往在政策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科学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繁荣发展，原因很简单，那里缺乏健康的人类理智，因此，科学实际上要么成为鼓舞人心的梦想，要么成为新迷信的对象。即使在形式上确立了民主宪政的国家里，独立的学者阶层也仍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社会全体个人的独立自由除了要有制度上的保障外，更需要在思想上得到维护与认同。这一工作只能由学者来承担。因为学者不同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根本所在就是，他的工作既独立于自己的私人利益，也独立于任何集团的利益，他只根据自由理性思想-说话。因此，学者的工作既是人类自由独立的体现，也是对这种自由独立的维护。中国学界曾普遍认为，中国的启蒙工作远未完成。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90年代的中国学界，不仅又一次中断了启蒙运动，而且兴起了诸如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等等各种反启蒙思潮。

这表明，中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自己的存在与思想里对“自由是人的存在的前提”这一构成近代社会根本原则的公理性命题还完全缺乏经验与意识，换言之，中国学界在“人要不要成为理智健全的人？”这个问题上还存在歧见。可见，中国学者要完成近代学者的使命还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