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末，战局对日本已经非常被动，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在爆炸的隆隆声中，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住院楼里，几个穿白衣的军医兵抬着一副担架，从四楼匆匆奔向地下室，地下室的防空洞没有暖气设备，日本的冬天相当寒冷，很快虚弱的病人发烧高达40度，呼吸困难。11月10日病人进入弥留时刻，浑身颤抖，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是汪精卫最後的话。下午4时，汪精卫离开人世。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中国，几乎没有人对汪精卫的死表示同情，更多的是唾弃和骂声。但是也有少许不同的声音，在得知汪精卫死讯，胡适在日记里记下他的心情，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他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从胡适的话里，不难看出，他对汪持有同情态度，甚至间接接受了汪精卫自己总辩解的他投敌是一种以身饲虎的牺牲。纵观胡适和汪精卫的历史关系，胡适讲这些话并不奇怪，胡适和汪精卫交往密切，感情颇笃。胡曾经转托汪办过不少公私事情，包括请汪出面释放陈独秀。胡适一生从没诋毁过汪精卫，甚至对汪的卖国行为也一直保持沉默，也许，多少有些过于事出于情，宽容多于理智，但这是胡为人的一贯作风。

今天，胡适和汪精卫的历史地位不可同日而语，一个在圣堂为神，一个在地狱为鬼，但是他们曾经是一对惺惺相惜的社会俊杰，一对推心置腹的挚友。汪精卫以燕市刺清王名满天下，胡适以新文化运动启蒙巨匠声动中华，一次偶然机会，两人在风景秀丽的西湖相会，颇有一见如故，一见钟情的传奇。汪精卫与胡适早有相知，二人的初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其时汪在上海，汪通过任叔隽表示想见见胡适，这位叱咤风云的知识界新潮领袖。是年9月28日，汪精卫与徐志摩、胡适一行人相约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玩耍。湖光山色间，过了几天闲云野鹤的神仙日子，饕餮美食，把酒吟诗。二人都是翩翩风度，满腹才学，一见如故，惺惺相惜，胡在日记曾记有：“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而《徐志摩日记》中，更有趣地这样写道，“前天乘看潮专车到斜桥，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经农、莎菲的先生Ellery，叔永介绍了汪精卫。1918年在南京船里曾经见过他一面，他真是个美男子，可爱！适之说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他是男子……他也爱他！精卫的眼睛，圆活而异光，仿佛有些青色，灵敏而有侠气。”徐志摩本是风流才子，汪精卫是民国著名美男子，笔下不免诙谐，但胡适对汪的钦慕感情也油然纸上，如果大家都是单纯文人，文坛佳话一笑而已，但汪，胡都有政治色彩，两人的感情义气相投，很快发展成紧密的政治关系。

胡适和汪精卫相别之后，互相常有些书信问候，也谈谈诗文意趣，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汪精卫在政海中忽左忽右，联共反共，排蒋拥蒋，几经折腾，几经沉浮，到1932年初，正式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掌握相对实权。汪精卫上台，是很有政治抱负的，鉴于中国的多年武人强权，他期望建立个以“文治”为主的“文人政府”。汪对当时军阀割据的局面提出“以均权来求共治”、“以建设来求统一”、“扶植民主政治来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据局面”。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很快对此给予积极回应。他说：“我们觉得这个方案是值得认真的考虑与试行的。”针对多年以来，谈统一者宁可抛弃或暂缓国家化步骤，不顾中国切实存在的地域差异，也要武力求统一的弊病，胡适称赞道：“汪精卫先生这篇演说的精彩地方在于老实承认一个不一致的统一国家，把全国分作两大门类，一是‘能够统一’的直辖省分，一是‘名义上服从中央而实际不完全一致的’远道省分。”胡的赞扬对知识界影响很大，而汪精卫则心领神会，亲自写信邀请胡适入阁出任教育部长，虽然胡适没有从命，但在汪任行政院院长几年期间，互相书信不断，推心置腹，商议机要，成为两人的政治蜜月时期。

本来凭汪精卫的才干，胡适的开明政治思想，如果在和平年代，会有些可期的作为，但是汪和胡的政治理想和满腔热情并没有天时地利的配合，中国正处于“最危机的时刻”。时值9.18事变不久，日本的侵略威胁成为压倒一切的时局焦点，汪胡通信频繁，大多讨论中日关系问题，在他们的信中，难得的是互相都袒露了心迹，他们的看法既有相同观点，也有不同之处，大体说，双方对国家贫弱，经不起和日本一战，对如果全面开战，中国将失败的结局看法比较接近，而且都主张对日妥协，采取软化的立场。汪精卫显得更悲观些，汪在刚出任行政院院长时，对日本还是采取“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比较积极政策，但是在淞沪抗战和国联调解满洲国外交失利的双重失利的打击下，汪一下陷入悲观消极的不抵抗立场，追寻对日“最低限度”妥协方针。从某种意义上说，汪和胡都是聪明的知识才俊，在三十年代中，国内经济军事的落后，国际强国对日本的纵容，眼看日本咄咄的紧逼，他们也看不到出路。他们虽然头脑清楚，但是对这种危亡关头，都多少书生之气多了些。汪精卫由于悲观绝望，先设下亡国结局，而自觉身负重任的汪，异想天开地先是想学赵氏孤儿的程婴，甲午战争的李鸿章，而随后在中日开战后，竟甘心效仿南宋的秦桧，张邦昌了。而胡适，虽然也对前途悲观，靠近低调的主和消极立场，但他对欧美大国还保有幻想，愿意静观其变，而几年后第二次大战的美日宣战，终于改变了中日战争的格局，两个忧心重重讨论国家民族命运的交心挚友，最后走上天差地别的道路。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中全会，在与会者摄影时，汪精卫被人行刺，连中三枪，幸好没中要害。当时很多人怀疑蒋介石是幕后黑手，因为正好在集体照相前，蒋突然临时缺席。蒋介石为避嫌疑，积极督促破案，凶手很快被抓住，原来刺客的目标是蒋介石，因为蒋不在场，而改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刺客目的既有不满国民政府的现行政策原因，也有其他军阀战争中恩怨。汪在被刺后，胡适等都亲自登宅慰问，关心备至，不久汪离职到欧洲休养，离开国内政坛，但他仍保留着国民党副总裁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1937年7.7事变，全国抗战开始，正如汪精卫和胡适预料，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首都被迫迁到大西南的重庆，在汪、胡以前的商讨中，汪曾担心政府先退到西南，而后会被迫撤退到新疆，沦为苏联的傀儡小政权，这也是汪最不能接受的。形势似乎正沿着这一方向滑落，汪对日妥协的立场更加坚定，这时，胡适也逃离北平到达重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主和妥协派人士组织了一个泛政治团体，称为“低调俱乐部”。这个名称是不是源于胡适，不太清楚，但在胡适给汪的信中多次强调自己在相对抗日的高调中，自己是低调的。而汪精卫在回信中说：先生唱低调的时候，我十分敬佩；唱高调的时候，我十分敬畏。

低调俱乐部由于后来汪精卫的投敌变得名声很臭，但是当时，他们的政治主张主要是希望能通过谈判找到一条停止战争的和平之路，除了后来跟汪精卫出走的陈公博，周佛海，曾希圣等人，也有很多各界名人参加，比如何应钦、胡适、熊式辉、陈济堂、何健、张发奎、陈寿农、彭学沛、张道藩、甘乃光、王世杰等人。胡适虽然参加了低调俱乐部，但是在全国抗战局面下，胡与汪的分歧加剧，当时，汪和胡有很多个人接触，在1937年7.7事变后不到一个月，汪曾给胡这样一封信：“适之先生，我十分感谢先生的指示，我的意见，昨天已对先生说过了，我现在尽我的努力，我只有一句话对先生说，今日之事，最好是国民党以全党殉此最后关头，而将未了之事，留之后人。国民党有预备好收拾后事的人没有？这一句话使我十分难过。明日下午四时陶希圣先生约同先生来谈，我现在不写下去了。（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四日）”。汪精卫的悲观情绪可见一斑，刚一开战，就判断是国民党最后的关头，认为一定会失败，全体殉难。而胡适虽然对战局悲观，但并不绝望，还是希望进行积极的努力，他曾说过：“算盘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在这种危机时刻，发誓不从政的他，很快答应出任驻美大使公职，积极投入外交抗日的战线。胡适说：“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能推辞”。胡适任内，力疾从公，为抗日奔走呼号，赢得国内外一片赞扬声。胡适的作用，可以从敌方反证，日本政府是非常注意胡适出使美国这件事的，当时代表日本舆论界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说： “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在烽火连天岁月，1938年初，汪精卫和胡适在重庆分别，不到一年，终于神鬼两界，曾经“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英雄汪精卫，居然投敌，化成“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的鬼魂。胡适出使美国，抗战胜利，载誉归来，回到北平出任北大校长。在南京，一缕青烟，一声巨响，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平。如今，两位老友都早远去，也许在某个地方，无分鬼神，他们又坐在一起，胡适还会笑侃着对汪说：如果我是女人，一定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