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也许是资本主义右翼最为压抑的时刻。奥巴马入主白宫似乎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现实。不仅如此，民主党在国会两院也将增加其多数优势。这样，自由派的政策将在华盛顿畅通无阻。另一幕小插曲是，普林斯顿的经济学家、《纽约时报》著名的左翼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独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更不用说，继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被国会接纳后，欧盟接着推出高达1.8万亿欧元的救市计划。参与这种“大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的，竟包括美、德、法等世界主要右翼政府。资本主义似乎要被国有化了。

这种政治风水的轮转，当然有偶然因素。首先，经济自有其周期。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追根溯源还是从克林顿时代开始。当今的衰退很难都算到现政府的账上。再有，布什作为右翼的最大政治代言人，摧毁了右翼的信誉，这似乎也可以归结为个人能力问题。但是，右翼之没落，显然还有更深刻的理由:那就是右翼思想的破产。

以美国为例，自克林顿执政以来，美国公众在经济政策方面就一直倾向于民主党。此次大选，麦凯恩根本无法在经济问题上令人信服地和奥巴马分庭抗礼，乃至想方设法转移大选主题。这次金融危机，麦凯恩暂停竞选，赶到华盛顿要展示自己的领导力，但到了那里才发现无话可说，支持率随之急剧下降。这后面的底牌，还是其右翼思想库已经弹尽粮绝，使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右翼自以为是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原则，其实他们是把这种原则发展成“市场原教旨主义”，进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使人们对市场交易的各种潜在成本越来越自觉。比如“交易成本”等等，已经成了受教育阶层的日常词汇。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是建立在有关收益者对各种成本的充分支付的前提上的。这种成本支付有两种情况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随着经济和技术的日益复杂，一些过去无法计量的成本现在可以计量了。对这些可以计量的成本必须由其消费者精确地支付。第二，一些成本难以计量，但人们普遍意识到这种成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消费者也应该通过和社会协商进行支付。遗憾的是，这种支付因为没有量化而无法精确。但不完美的支付总比完全不支付要合理些。

第一种情况，最鲜明地体现在环境问题上。自《京都议定书》起，西方国家开始给废气排放进行定价，把排放权商品化，进而就各国之间排放量的交易制定游戏规则。这些政策虽然不完美，但毕竟是完善市场经济的一个进步。因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跃进，使环境成为稀缺资源。任何资源一旦稀缺，其价格就看涨。这本是市场供需关系变化的基本准则。最近有些环境主义者的研究甚至表明:如果把使用原油的环境成本(清除其所造成的污染的费用)和政治成本(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费用)全部计入，目前美国的原油价格实际上远低于市场价值。其实，如果政府履行其维护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职能，对石油使用的各种成本进行核算，让消费者充分支付，那么，油价就会翻几倍，环境成本小的再生能源不靠政府补贴就能够和传统能源竞争，能源危机的问题就可以通过市场来解决。可惜，共和党坚持反对关于减排和鼓励再生能源的一系列政策，自以为是维护自由放任的市场，其实是在破坏这种市场。如今美国汽车业的萧条，就和共和党的能源政策使汽车公司在节能问题的判断失误有直接关系。选民为此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二种情况，则体现在给富人加税的问题上。奥巴马提出，他将给95%的美国家庭减税，给5%最富裕的家庭增税。他是否能够兑现这种许诺倒是另当别论，但至少在政治哲学上还是理直气壮的。保守派则攻击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其实，这种累进税法，在佛罗伦萨、威尼斯等中世纪意大利的商业城市国家中就普遍施行。这些国家被称为最早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当时欧洲的华尔街，其政府也全被富人控制。

为什么当时的富人甘愿给自己加税？因为他们凭直觉和经验认识到:自己越是成功，在这个社会中下的赌注和本钱就越大，就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另外，自己能在这个社会上成功，说明这个社会的成员及其制度适合自己的特长、造就了自己。比如，一个身体弱小但精明强干的生意人，在一个大家都老老实实做生意的社会就容易成功，在一个动不动拔刀就砍、以肌肉和武力来论输赢的社会则可能沦落到最底层。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成功，就要感谢许多肌肉比他发达的人不和他打架而和他做生意，让他成为胜者。这里的社会和制度成本虽然很难衡量，却是存在的。富人多付税，就是对这种社会和制度成本的承认和尊重。

美国的保守主义者在讨论政府预算、福利等问题上，坚持谁花钱谁埋单的市场原则。但是，在市场运行的一些基本的成本问题上，他们则坚持让一些人搭便车，把埋单的事情推到一边，仿佛根本不存在。这也怪不得，在美国选民眼中，共和党总是袒护大企业。他们在政治上的失败，还是源于在思想上的失败。而这种失败也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而是市场经济对不遵循其原则的人的惩罚。(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