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到列宁逝世的六年半时间，俄国共产党竟然历经了夺取政权、政权岌岌可危、千方百计保住政权及巩固政权几个时期。“党处在内外十分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尽管如此，并没有影响到党内的民主监督、民主决策。

十月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俄共(布)共召开了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五次全国代表会议，45次中央全会。在77个月中，党的最高机关召开了这么多次会议，集体决策党政、军队、国家大事，实现了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及各级党组织的监察。在这些会上，不走形式，不搞过场。没有权势的压力，没有阿谀奉承，没有吹捧粉饰，更没有恐怖，与会者能自由发表意见。通过的各项决议大都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论，而且注意到各方面的意见。仅仅从这一点看，也可谓党内民主黄金时代。

斯大林时代的党代表大会及大部分中央全会，有如“导演的戏剧”。剧本、角色、台词、导演都是事先已决定了的，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发挥创造性、主动性，但没有自由民主的气氛，没有不满，更没有持有不同意见的派别。而列宁时代，尽管政治险象环生，党和国家“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是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依然按照召开，党内民主依然生气勃勃。不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党内有进行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没有哪一次会议是停留在欢呼、鼓掌一致通过上，更没有把党的会议变成一言堂，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更不在党的会议上实行极端集中制、战斗命令制，而是切切实实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的“十二项可以”。

1.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

在未形成决议前，领导集团认识不可能一致，他们对形势的估计与分析，对事态的发展的预测，对战略、战术、政策的设想，对重大人事的安排与变动，对成绩与缺点、经验与教训的评估不可能一致，会有不同的看法与不同的主张。“没有意见分歧，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这是斯大林1917年二月革命后说的话。因此，列宁时期在全国及地方的党代表大会上，可以作与主报告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不同主张，通过讨论、辩论、表决，作出大多数人同意的决定。如此事例很难尽举，试举典型的三例:例一，1917年4月，全党七次代表会议，151名代表讨论列宁的《四月提纲》，列宁与加米涅夫分别作正副报告，加米涅夫、李可夫等反对《四日提纲》，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尚不成熟。经过讨论，会议拥护列宁的提纲。例二，1918年5月14日至17日，俄共莫斯科区域局举行党代表会议，讨论目前形势。莫斯科党的负责人洛莫夫代表“左派共产主义”作主报告，他猛烈批评党的内外政策。随后列宁作副报告，驳斥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各种错误观点。会议对两个报告进行了讨论。两个报告人——列宁和莫洛夫又分别作了总结报告。最后会议以42:9通过了以列宁报告为基础的决议。“左派共产主义者”遭到失败后，声明他们拒绝参加新的俄共(布)莫斯科区域局委员会。很快局势的发展证明列宁正确，反对派承认自己的错误。例三，1925年4月，在俄共十四大，斯大林作中央工作报告之后，紧接着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反对派作副报告。因为根据各代表团代表商定的规定，各个代表团，只要有4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要求，就可以提出一名自己的副报告人。虽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等反对派，未能吸引到会代表站到自己方面来，但这说明，列宁逝世前后，在各种党的会议上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以供比较、选择，未尝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方法。因此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并被视为正常与成熟。这里有一个较为生动的事例，1921年9月19日，彼得格勒党组织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还兼管着彼得格勒。他作了主报告，省委书记格乌拉诺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的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乌的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自然不满，向中央作了报告，指责格乌拉诺夫等有非党“倾向”。中央选出(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三人“专门委员会，讨论了季的信，由列宁执笔回了信，向季指出乌等并没有“那种倾向的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

2.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可以按纲领选举党代表

1920年，托洛茨基提出了“工会军事化”、“工会国家化”，因为十月革命后他长期指挥战争习惯了，想将军事体制移植到工会。这自然引起工会领导人的反对。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过了头。布哈林则持折衷态度但稍偏托的姿态。1920年11月的莫斯科区域党代会代表选举，极左反对派集团获得124个代表席位。中央委员会只比它多获得三十名追随者。1920年12月7日，党中央讨论此事，列宁以一票之差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列宁认为事关重大，不可马虎，建议将工会问题提交全党讨论。1921年初，工会问题的争论由中央波及地方。彼得堡党委支持列宁纲领，但莫斯科党委反对列宁的纲领。1月12日中央全会决定:必须进行完全自由的争论，任何党组织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党内先后出现了有自己纲领的八大派别。在党中央的有托洛茨基、布哈林联合派，列宁为首的“十人纲领派”，此外还有“工人反对派”等等。列宁两次著文批判托、布的错误。正在热烈争论之时，政治局势急遽恶化，喀琅施塔得暴动像惊雷(因为它是自己的军队乃至自己的党员参加的叛乱)，向全党发出了危险警报，争论渐渐停止。因为争论的局面变得极其危险。列宁在十大开幕词中严肃提出:必须结束争论；党必须团结，党内不允许有反对派的存在。他说:要把这些“确定下来，变成党必须遵守的义务，变成法律”。不过在俄共十大，还是由季诺维也夫代表十人纲领派作了报告。托洛茨基代表联合派、普尼柯代表“工人反对派”作了副报告。各派另派两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最后的表决的结果是:“十人纲领获326票。其余两派分别获得50票和18票”。最后经过稍加修改的“十人纲领”成为大会决议。与此同时大会也通过禁止那些“具有特殊政纲”、“闹独立”、“建立集团纪律”的派别活动。但并未禁止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在适当场合提出自己的意见、主张、建议，同时允许和鼓励对党的缺点进行绝对必要的批评。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十大之前，俄共(布)中央全会1921年1月12日的曾经作过决定:十大代表的选举“可以按不同纲领”进行。按照禁止派别活动的精神，这个决定自然是“违规”的。所以，如梁赞诺夫就建议“代表大会最坚决地谴责派别活动，同时，也同样坚决反对按不同纲领进行代表大会的选举”。应当说这个建议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却遭到列宁的反对，代表大会也否决了这一建议。列宁说:“决不按不同的纲领进行选举。我认为这是我们无法禁止的。”“如果发生了根本的意见分歧，是不是能够禁止把分歧意见提交全党来裁决呢？不能！这是一种奢望，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我建议加以否决。”

3.可以将重大分歧问题，交付全党讨论表决

在党中央重大决策上发生难以解决的意见分歧时，不是以势压人、个人专断、向人民隐瞒真相，而是把真实情况直接告诉党员、人民，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办事。如布列斯特和约，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割地赔款和约，以挽求刚成立不久的新政权。中央全会两度否决他的提案，并一直为多数派反对。列宁被迫以辞职相威胁，这才促使一些中央委员改变态度，结果以7票赞成，4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顺便一提，列宁本想在工人集中的两个首都就此事进行公民表决，但因时间紧迫改由中央发出意见征询书的形式，42省作了答复，列宁亲自汇编答复资料，总计赞成和平者167票，赞成战争者128票。直到1923年12月15日两中全会还提出“必须扩大党的辩论俱乐部网”，讨论重大问题。只不过它的寿命不长。

4.领袖、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

列宁时期争论是党的活动中的家常便饭，“争论俱乐部是俄共(布)的一种机构”。重大的理论问题、实践问题，常常进行全面公开的集体讨论、争论，不对照不同的观点，不进行交锋，就很难弄清利弊，达到正确的认识、正确的决策。不经过意见多元化的争论，就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列宁既未当过政治局主席，也未任总书记，但他的威望及才能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发言权。战友们要同他进行争论，须三思而行。但他还是让各种不同的观点及时提出来，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予以讨论，以制定论据充分和科学的决策。莫洛托夫说:“政治局的五人之中有三人每次都反列宁，而列宁必须同他们共事。”“曾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笑话的事。列宁一觉醒来，睁开眼睛，看了看又闭上眼睛——周围全是准敌人，或百分之百的敌人。”显然这是笑话，而且是太离谱的笑话。这样的司令部能战胜强敌，夺取政权，震撼世界？“每次都反对列宁”也与事实不符，只是常常争论，提不同意见罢了。列宁之所以成功，因为他周围的人们是同志、是战友、是诤友，而没有“谄臣”、“佞臣”，不是成天只听恭维声。同时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五个政治局，列宁是俄罗斯人，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此外，是三个犹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少数民族居绝对优势。没有丝毫大俄罗斯的味道。

5.可以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

1920年9月列宁在俄共(布)九大指出:“以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来更经常、更广泛地批评党的错误和开展党内各种批评”。俄共十大召开之前，中央委员会的一种不定期出版物《争论专页》就开始出版，同时还出专门文集。它在历次党代会召开之前，争论时期，都一再出版。1921年8月俄共(布)莫斯科市委成立“争论俱乐部”，主席是市委的一位党委。根据市委书记处及常委会1921年12月29日决议，莫斯科各区随后也成立了这种“俱乐部”，讨论有关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经济建设等等问题。这些俱乐部舆论自由，批评自由，不允许有派别活动，保持党的统一。列宁时期争论俱乐部一直存在着。这说明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在一定的刊物上批评党的缺点与失误，总结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