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全民防治血吸虫病

1950年，衢县县政府搬到了市区县学街，就位于县学塘附近。第二年，我从衢县教育局调到了民政局，没过多久又调到公安局，过了几年又调到卫生局工作。上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很普遍，那时防治血吸虫病是一项战斗任务，可以说是全民动手一起防治。

我在卫生局防疫站工作，那时主要的任务就是防治血吸虫病。我们走村到户，到处调查，其中最多的是莲花镇，大人、孩子80%都是“大肚子”。当时莲花镇流传一句话:“种种一大坂，收收一箩担。”成年男子都得了血吸虫病，贫血、静脉曲张，行动不便，失去劳动力。家里没有劳动力，地里农作物都无人看管，收成很不好。得了血吸虫病非常痛苦，有的村民受不了疼痛还用刀划开了自己的肚子。

血吸虫病，衢州在清朝就有了，大部分都是江西移民带过来的。解放后，血吸虫病比较多。为了宣传血吸虫病的防治，我们进村经常敲锣打鼓，教村民怎样防治，开沟排水，将血吸虫钉螺深埋，管理人畜的粪便。国家给贫困的农户减免医疗费，给予补贴，很多村民都在那个时候治好了血吸虫病。

大概在1958年吧，血吸虫病的治理有了显著成效。彻底好转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血吸虫病基本被消灭。

两张单人床拼成一张婚床

单身的时候，我都住在单位办公室。1955年，我结婚了，妻子是杭州人，在衢州一家医院工作。我们俩都是外地人，单位给我们分了个五六平方米的单间。

我们俩买了花生、糖果，在我单位的会议室开了个茶话会。我们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但也请了二三十位朋友，单位领导给我们主持了婚礼。

家里除了一对枕头是新的，其他都是旧东西，连我们结婚当天穿的衣服都是旧的。结婚时用的床是两张单人床拼的，还有一张铁桌子和一张椅子，就是我们所有的家具了。

我俩都吃食堂，自己不开伙，那么小的房间里也做不了饭。我们以集体生活为主，有点像部队生活。单位经常组织活动，组织大家比赛，篮球、乒乓球、排球比赛等等，有时还组织大家唱越剧。我们那时一年看不上一部电影，电影全是黑白的，露天放映。

1955年后，衢县各单位开始实行薪金制，大家开始有工资领了。“当官的”和“当兵的”领的钱是一样的，只有几块钱，工资只够吃饱饭。县长、县委书记就比大家多了一项保姆费。虽然拿的钱不多，但我们大家都很团结，工作都抢着干。

我们家的小型影院

我们家买电视机算是挺早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吧，我们用朋友的票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台很少，好像就一个中央台，电视上播什么，我们就看什么。晚饭前后，我家总是很热闹，每天都会有六七个邻居来看电视。

那时最好看的电视连续剧是一部国产的和一部日本的:《今天我休息》和《排球女将》。《今天我休息》讲的是一个民警在周日做好事的故事，那时觉得很好看。我们住的房子是平房，邻里走动频繁，邻居们听到电视剧的片头曲，就会带上自家的小凳子上我们家来。大家一起看电视，特别有意思。

房子慢慢变大

我和老伴的工作都很忙，老伴在妇产科上班，每个月有半个月值夜班。我们俩都是外地人，家里的老人不可能来帮我们带孩子。有了孩子之后，家里就雇了阿姨。大儿子、二儿子两岁时就被送到幼儿园上全托班。周一送去，周六接回。

1961年，我们家分到了18平方米的房子，有了两个房间，还带了1间1.5平方米的厨房，但没有厕所。白天我们都到公厕上，晚上就用马桶。在这间房里，我们住了近20年。

那时我们有了3个孩子，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房间，3个孩子睡在一张5尺宽的大床上。大儿子和小儿子相差7岁，我们上班忙，也没时间管他们，孩子们就大的带小的，男孩嘛，兄弟间也会打架。有时，我上夜班回来，孩子们经常横七竖八地躺在大床上，蚊帐也没塞好，身上都是被蚊虫咬的包。

从1979年后，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质的转变。1980年，单位分房，我们分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室一厅，有厕所，还通上了自来水。1988年，我们又换了新房，一套70多平方米、三室一厅的房子。现在就更不用说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就我和老伴住，3个孩子都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天地。(倾诉:董兆华 记录:周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