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风波被压制下去以后，新政府紧接着就面临粮食和棉纱的物价飞涨。6月24日，涨价风潮先是从棉纱开始，米价随后跟上，涨到最高时，已经是5月底时的13倍之多。

而共产党政府对付涨价的方法是大量调集物资，并同时抛向市场。7月中旬，国营的上海粮食公司向市场抛售的粮食总量，已经超过交易总额的36%以上。然而，政府方面这头抛，粮食商们就那边囤，抛多少就囤多少，一时间上海的粮价依然有涨无降。

但令那些粮食投机商们没料到的是，他们要对付的绝不是某个商业公司，而是一个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迅速调集全中国的资源。1949年11月的一个月里，上海市粮食公司抛售的大米总量，相当于8、9、10三个月里抛售总量的350%以上，是8月份的10倍。粮食投机商们终于顶不住了。同时，上海市政府开始采取收紧银根的政策，征收税款、收缴公债，公家的钱只能存进国营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用薄一波的话来说:资本家“这是两边挨'耳光'”，完全失算了。

物价就这样被慢慢稳定下来。“当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代价。”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价和粮价差不多，销售价要是不提高，国家就必须往里贴钱。赔钱做买卖，私人是不会干的。”

回收“跑马厅”等洋场建筑

1949年中共面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不只是发生在上海，在天津、武汉等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发生着。此时，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军费开支异常浩大。共产党政府的财政压力完全可以想象。这时政府可以有两种选择:或增加货币投放量，或加大税收额度。12月19日，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八次常务会议，讨论如何弥补财政赤字的问题。权衡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加大税收额度是可取的方式。陈云认为:“世上没有点金术，也没有摇钱树，又要解决900万人的吃饭问题，路可以有两条:印钞票或是加大税收，靠印钞票这条路，看来行不通。”此时，顾准就曾给中央财委和中共中央写过书面报告，说:“两者比较，在可能的限度之内，多收一点税，比多印货币，危害相对较小些。这样做，工商业的负担虽重一点，但物价能得以平稳……”

这样，作为上海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的顾准，任务就非常重了。进入上海之初，顾准严格遵循“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财政原则，宣布国民党政府原有的国税、地方税征收方式，暂时维持不变，只取消了“保卫团税”等六项明显不合理和重复的税种。旧政府里的税务人员，除少数部门被裁撤，并开除了几十个劣迹斑斑的人以外，其余基本都接收下来安置工作。从6月到8月，全上海的税收收入相当可观，征收实绩要比国民党时期高出了好几倍。到8月底，上海市政府财政已经可以做到收支相抵。

这时，顾准忽然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建议与时任上海地政局长的王维恒联手，用地产税去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当时由外国人占用、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

这些著名的外国建筑，昔日都是些灯红酒绿的繁华场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营上已难以为继，加上拖欠的罚单和滞纳金的日涨夜高，使那些曾经在十里洋场上大发横财的外国冒险家们苦不堪言，纷纷找到上海地政局专门为这类事务设立的“中华企业公司”，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无可奈何地交出地产，抵作税金。经顾准之手先后收回的地产包括跑马厅(今人民公园)、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法国俱乐部(今花园饭店)、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

一个时代的“经济符号”

在上海，大一点的商户都有较为健全的账簿，完全可以做到依税计征。所以，顾准所采用的方法是“自报、查账、店员协税”，后来又成立了“特约查账员”队伍，针对重点商户进行“专户专管”，这其实已经是一种现代化的税收手段了，我们现在所执行的税务管理，基本还是沿用这种方式。

上海的财税对于中央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顾准还是他的后任，中共中央几乎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顾准全传》一书中，作者引用了一个数字，那是1950年底的一项统计:当时的上海税收总额已占全国税收的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