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炮火随军鏖战长江

解放大军突破长江防线，而吴玉英所在的随军干部大队，紧跟渡江部队，跨过长江。

5月，杭州解放，接管浙江的干部在杭州集结，分配任务。吴老所在的三支队四大队，完成支前任务后，最后被分配接收温州和丽水两个地区。到达丽水后不久，就迎来了党的生日。他们就这样走上了新区的工作岗位。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渡江部队向长江防线发起进攻。4月21日凌晨，部队登上南岸，乘胜追击。先期抽调随军的南下干部，紧跟二、三梯队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

郎（溪）广（德）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随军干部从部队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而在渡江战役打响时，在临城集中学习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

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诚等国民党重要人物，都出生在这里，因此在全国有着特殊的位置。为此，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由七兵团政委谭启龙，主管浙江省准备委员会的工作，负责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尽快做好分配工作。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各路南下干部，日夜兼程，赶到杭州，等待分配任务。

5000多山东南下干部接管福建

1949年初，中共华东局按照中央的部署，从山东抽调并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军南下；建国前后，华东局根据福建工作需要，又从山东多部门和已南下上海、江苏的山东干部中，多批次抽调到福建工作。庆祝大会上，老同志们回忆了60年来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和5000多名山东南下干部在八闽这块土地上奋斗的场景。他们表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要继承和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续弘扬福建“三平”精神，继续发扬“听党指挥，恪尽职守；胸怀坦荡，服从真理；英勇果敢，不畏艰险；顾全大局，任劳任怨；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山东南下干部精神，为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再创辉煌。（记者杨毅涵）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南下干部接管四川、重庆、湖南

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全国进军。由于攻占南方后需要大量的干部，所以从已经解放了的北方各地紧急抽调了大量干部组成团队，主要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紧急动员，号召地方干部，随军南下，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四省籍地方干部，经过集训后编入部队序列随军行动。另外各野战军中都有随军“干部大学”，也为接管地方政权储备了大量干部。每到一地，解放军即以军管会名义接管地方政权，军管会干部多为此类“南下干部”。

当时刘邓率二野进军大西南，总部驻重庆，干部多为山东人。贺龙率晋绥野战军翻越秦岭直抵成都，其麾下多为山西人。两野战军都有大量干部进入地方工作。据我所知，贺龙部某师连以上干部整体进入某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师长任厂长兼党委书记，团长任处长，连长任科长，排以下干部战士则复员回老家了。建国初期并无山西、山东帮之说，但随着刘邓、贺龙上调中央工作，西南局由李井泉负责后，成都、重庆两地为人、财、物分配问题渐起矛盾。李由于坐镇成都，偏向性是很明显的。有说法是李将中央调拨给重庆的建设资金截留到成都来搞所谓“十大建筑”，这一做法最终导致了重庆方面向中央打报告，坚决要求与四川分家。这些问题在文革以前当然是遮遮盖盖，不为世人知晓，文革中由于红卫兵要“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才把山西帮、山东帮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尽人皆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