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向中外宣告了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心和豪迈气概。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随人民解放军南下，接管江南新区政权，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中共中央估计：新解放区及各大城市共需干部5.3万人左右

人民解放军开始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缺乏这项准备，就势必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

《决议》估计:“在战争第三、第四两年内（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1.6亿左右的人口，500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城市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决议》认为，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5.3万人左右，并将抽调干部的任务作了分配: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3000人，中原3000人。

为贯彻“九月会议”的决议，华东局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

第一批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通知后，积极抽调第一期南下干部2000多人，于1948年12月组建了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益都县王岗村一带。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认真落实华东局的要求，开始筹组5套区党委的架子。

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到1949年初，山东各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擘划的战略决策。

从1949年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按照中央和华东局要求党校在临城接受各战略区的1.5万名干部的指示踏上了南下的征程。

在临城期间，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为便于统一行动，“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部分干部先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1949年3月下旬，随军筹粮干部队伍大队在合肥被编入各集团军，受谭震林指挥，并拟定了随军行动方案。大队部暂跟兵团司令部行动，中队部暂跟各自的师部行动，各小队根据需要由师部分配到所属团、营和连队。不久，各中队、小队分别到达部队沿江驻地和部队一起待命。随军干部预定的渡江地点和口岸在安徽无为县的姚沟至汤家沟一线。

4月20日，国民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夜幕降临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我渡江主力梯队向着敌人盘踞的江南防线横江进发。一时之间，满江怒帆势如云涌，使敌人防不胜防。4月21日凌晨，敌前沿阵地已全线崩溃，残敌落荒而逃。渡江部队主力迅速涌上南岸，乘胜追击。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随军南下干部紧跟第八、第九兵团各部队，乘舢板船渡过长江，在长江南岸顺利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