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则变、变则通”，既然今天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那么，“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不变通则“和亦不可持久”。连苟安都难以做到。今日需要“力破陈见，讲求实际”，“师级之长，去我之短”，“若事之必拘成法，恐即日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在开启民智方面，他明确认为中国所以“求练兵达器又精洋情者，恒不数观”，全由于“不学之过”。而“下不学由于上不教也”，国家以科举提拔人才，使天下士子无不埋头于“四书五经”，然而“章句弓马施之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出”？所以，为了促使一般民众了解世界并培养人才，须由朝廷提倡西学。为此，最好是废科举，“即使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那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要“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学习“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这样，“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各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潮，卷25页4—10。）。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天下人皆明中国的危局，皆明近代化的重要性，从而象日本那样，举国一致地形成近代化的热潮，那么，以后诸事皆能顺手，“二十年当可见自强之功效”（《李集·奏稿》卷24页10—24。另见《李文中公尺读》884页。）。

总之，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最大难题，是中国缺少近代化的决心，而不是政治民主化。即便是现行的专制政体，只要朝廷中枢明瞭近代化的重要性，决心变法、废除科举、普及西学，就可以自上而下地形成“倾国考求西法”的局面，那么，二十年就可以强大。

当时对中国情形比较了解的外国人士也持同样的看法，象英国的威安玛、赫德、美国的格兰特以及日本的伊藤博文，无不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破自高自大之陋习，了解世界，中国一日不废科举，就一日不会有近代化（见《李集·泽署函稿》卷9页14。徐泰来前揭书412页，《闽报》光绪28年8月引《日月报》载《伊康问答》见《戊戌新政上谕》。）。

此外，孙中山在九十年代也认为“方今中国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无能行之人，尚可借材异国而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9页。）。

所以，相对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意见，应该说李鸿章的这种思想，他为中国近代化开的药方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同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所经历的近代化的必然过程是一致的，而且同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也是吻合的。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李鸿章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局的描述足以让人触目惊心，尽管他对中国变法、废科举的必要性的论证是非常痛切的（梁启超:《李鸿章》），然而在一片昏暗的中国却没有什么反应。对于可谓是李鸿章近代化思想总纲的《筹议海防析》，“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较为开明的文样也认为是危言耸听，因而“目笑存之”，不仅天人赞同，反而有人“痛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13—14。）。

六十年代创办的同文馆等几所西学堂，在勉强设立后，由于学生倍受歧视，所以，报名者甚少，而且学生尚还用心不专，私下准备科举。因而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所以，李鸿章说:“开设学堂之说偶纵言之，绝不能办，办亦无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6）。

幼童赴美一事，经曾、李二人一力主持，方得成行，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顾影自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6页6），此事屡遭顽固派的攻击，终至半途而废。

以后只有福州船政学堂派员往西方学习兵轮驾驶制造工作，较为顺利，此外，国内也设立了几所武备学堂。尽管也走出了新人才，但人数较少，而且又限于军事，对开化社会风气没有太大的作用。

也就是说，从六十年代——九十年代，清政府并没有采纳李鸿章等人的主张，专制政治一直没有“开明”化。反近代化势力，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直属于主导地位，尽管近代化派的力量在日渐成长。也就是说，这期间，中国一直没有确立近代化的决心，一直是多方阻挠少数人主持的近代化活动。而东邻的日本正是在这期间以迅猛的速度奏完了近代化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