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郭嵩焘从英国致书李鸿章，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而所置一切机器，将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今将习其末而徐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郭嵩焘:《郭嵩焘诗文集》卷13页24。）。

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八十年代也持同样的看法，“育于学堂，论政于议院”是“体”，中国自强运动因为“遗其体而求其用”，因而“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遗折心》。）。

其实这种看法，首先是脱离实际。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均不知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及其危险。仍然妄自尊大，视西方一切为蛮夷。因而当时兴办的少许工厂，矿山、铁路等零星的近代化各业，顽固派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如此情形，何谈废君权、立议院？李鸿章认为若如此，“断不得一行其志”（《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页13。）。其次是违反了通过改革而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区域普遍遵循的近代化的过程。因为根据近代化过程，民主化是近代化的最后一步，是近代化的结果，绝不是近代化的前提。第三，这种看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所以，郭嵩焘等人的政治民主化先行论，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行不通的。

而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持“渐进”的看法。七十年代，李鸿章便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转引徐泰来编:《洋务运动新论·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8页。）到九十年代历访欧美时，仍然认为:“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是故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恶耐，逐渐加温”。（蔡尔康编:《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因此，针对中国当时的实际，李鸿章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了解世界，确立近代化的决心。

当时中国的政治是专制的，而且应该说是极端的专制，但非“开明”的专制。统治阶级以及民间知识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落后，不愿近代化，因而对于近代化活动，在上层“朝廷要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疆吏有拘泥苟且不敢信从者”。（《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页34。）。在下层、一般士绅百姓均以为烟囱、铁路伤龙脉、坏风水，男女同工有伤风化，因而群起阻挠。另外“办事人”也极端缺乏。因此，根据自己的实践教训，李鸿章认为在这种环境下搞近代化，“欲仿求一二而势难成”（《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页59。）。而东邻的日本，近代化运动由于“上自大君主持面臣民一心”，因而“才与财日生不穷”（《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页3。）成效显著。

所以，李鸿章认为中国若要近代化，就必须“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也就是使人人都了解近代化的紧迫性，否则，即使有如何完美的方案，“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李集·奏稿》卷24页10—24。）。

为了使中国的专制政权开明化，李鸿章一方面向朝廷阐明世界局势的变化，中国面临的危局，痛陈变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希望朝廷废除或至少是变革科举制度，普及西学，开化世风，使一般知识阶层转而赞同近代化活动。

在呼吁变法方面，六十年代，他就在奏折中言到:“外国利器强兵，百信中国”，“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然拘牵旧制，则“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页34。）。在七十年代的《筹议海防折》中，他进一步痛述:“当今之世，乃之千年来一大变局”，外人通商传教，遍及中国海疆各地，“阳论和好之各，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而且所遇敌人的强大，也是千年未有，“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抓事，精功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何况“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怎能御侮？因而“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案，无非委屈将就”，而且放眼将来，“交涉之事日繁，彼族恃强要挟，在在皆可生事”，危殆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