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学的应有之义，所以“他们的活动，当时就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徐光启的工作，获得了崇祯皇帝的支持。李时珍的书，由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作序，后来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开物》等一问世就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该书濒临失传，后来从国外图书馆重新引回中国）。而象徐霞客游记同样是明朝当时江南文人的领袖钱谦益，对徐霞客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赞扬，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这样一个概念”[5]

程朱理学在满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为什么满清要选择程朱理学作为表面加以尊崇，实则进行阉割的对象？

我觉得原因如下，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种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它更鼓励人们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作出牺牲，绝不屈服在外来压迫，暴力威胁的淫威之下。一旦清廷公开反对程朱理学，那么程朱理学必然成为一种反政府的意识形态，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绝对不下于近代一些让人们抛头颅洒热血，百折不挠而决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潜在的力量是相当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学对清廷的统治可能造成的威胁最大。

相反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学的灵魂核心阉割掉，置换掉，那么程朱理学所具有的严密性，趋同性，以及稳固性，反过来可以为维护满清统治所用。而同时，以清廷褒奖宣扬的官方面目而出现的程朱理学，本身就足以让大部分潜在的反清知识分子感到反感，并进而疏离厌恶，这样程朱理学就真正被清廷所垄断，不可能再对清廷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而王阳明的心学，本身更多的是强调个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为是非”，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难以形成一种一致的，严密的，趋同的意识形态（这从王学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学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派就能见端倪），一遇到外来压迫，这种心学体系很难成为坚定不移的意识形态，更难以整合出坚定顽强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变为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只要施加严酷的暴力压迫，心学自然就能消灭于无形之中。满清通过尊崇程朱理学的方式，本身也就连带把王阳明心学消灭，将心学可能有的进步作用化解于无形。

对于满清表面尊崇朱学的用意，当时到清朝的朝鲜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纪》里面说道: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12]

应该说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确实很卑劣，很恶毒，但也很有效。它们通过推崇程朱，来消灭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学阉割成为他们所用的奴才哲学，而同时也顺带消灭了陆王心学。这样一来宋明两大思想成就，理学与心学在满清统治下被全盘瓦解。

在清代，真诚信奉程朱理学如吕留良及其学生子孙，固然要被清廷屠杀剿灭，如果敢于明确措辞反对程朱理学，那同样要倒霉，如谢济世以“毁谤程朱”“肆诋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学变成了一种不能对其进行任何真诚思考，纯粹被清廷裁减利用的工具。满清统治下的文人对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对程朱理学的任何独立思考，在满清屠刀下也成了绝对的禁区，于是只能提倡所谓汉学。

如钱穆所说“以古经籍之研索为对象。校勘、训诂、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只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

“他们所标揭的是反宋尊汉。……清儒从校勘、训诂、考订各方面排击宋儒。反宋无异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们的反政府，已避开了现实政治，最多不曲学阿世，却不能正学以言。他们的正学以言，则只在校勘、训诂、考订上，再不在治国平天下的当前具体事情上。”[13]

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人能真正去理会程朱理学在宋明时期的本义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为因为满清表面上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于是满清统治下社会的黑暗丑恶被许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学造成的罪恶。

而建立在无知基础上的对程朱理学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与倒退！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况下，理学对立面心学的发扬与流行完全是两回事情！

对清代的这种学术上的倒退，杨国强《儒学的衍变和清代士风》一文中也有深入论述，这里摘引一些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