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程朱理学在社会伦理内的观点，就拿一直以来最受人诟病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来说吧，揆情度理，发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义，而只是说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不是如何解释“灭”字，而是如何解释“人欲”。在程朱理学中，人欲是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人欲对应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则专指过分追求利欲，违背道德原则的欲念，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识克服违背道德原则过分追求利欲的意识” [1]

“站在理学的立场上，夫妇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是人伦的正当表现，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体涵义，而为满足自己的私欲引诱己婚的异并破坏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这个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书第2页）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学家既然要去人欲，灭人欲，那大概应该象和尚一样才对了。

因为理学家的主张实质不过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可让其过度放纵。如果以此指责理学，那就相当荒谬了，难道在现代，我们就鼓吹放纵人的欲望？难道在西方国家，官方宣扬的道德伦理是鼓吹纵欲的，是不约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说胡扯。

更何况从程朱理学创始人以及明代诸多理学家的言论行为来看，他们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矛头锋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统治者等统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统治者。

为了说明这点，我们不妨列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颢曾经对宋神宗说“人主当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当为卿戒之。’及论人才，曰:‘陛下奈何轻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颐是程颢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学的创始人，他“在为皇帝讲书的时候，扳着面孔，一副十分庄严的态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着栏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训皇帝:‘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兴。类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颐当时以皇帝老师自居，一切无所顾避” [2]

朱熹选编的《近思录》中二程说的话“行一不义，杀一不辜，有所不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这同样是对统治者说的话。

朱熹自己的一段话能更充分的说明问题。朱熹在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说

“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公、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卷36，页579 ）[3]

在这段话中，历来被歌颂的英君明主汉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来都不过是“假仁藉义以行其私”，笼罩在帝王身上那层神圣高贵的面纱，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来。既然中国历史上最英明最圣贤的君王都不过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应该说，朱熹的话已经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理论基础。

程朱理学到了明代又如何呢？应该说在明代知识分子那里，理学仍旧是限制君权，防止专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时也是促使他们研究自然规律的指导思想。

就前者来说，前面曾经举过吕坤的言论“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吕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学的正统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东林党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高攀龙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学的。

就后者来说，明代诸多科技论著如《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物理小识》等的作者，其研究记述的动机本身也都和理学所说的“格物致知”有直接关系，如“明朝末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今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著作。他的儿子李建元在《进〈本草纲目〉疏》中说，此书‘虽命医书，实该物理’。就是说，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