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民粹主义风潮中“保教”的康有为
2009年05月22日 15:50凤凰网历史综合 】 【打印已有评论0

然则以吾中国人物论之,若张道陵(即今所谓张天师之初祖也。)可谓之宗教家,若袁了凡(专提倡《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者。)可谓之宗教家,(宗教有大小,有善恶。埃及之拜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谓之宗教,则张、袁不可不谓之宗教。)而孔子则不可谓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质,如是如是。

持保教论者,辄欲设教会,立教堂,定礼拜之仪式,著信仰之规条,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论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诬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尝如耶稣之自号化身帝子,孔子未尝如佛之自称统属天龙,孔子未尝使人于吾言之外皆不可信,于吾教之外皆不可从。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强孔子以学佛、耶,以是云保,则所保者必非孔教矣。无他,误解宗教之界说,而艳羡人以忘我本来也。”[46]

梁启超运用当时流行的进化论观点认为宗教是一种趋于衰落的文化,因此效仿西方宗教模式来建立孔教,是一种东施效顰的行为。况且,宗教之传入,均会像佛教和其他宗教一样,被容纳进中国文化中。而近代教案的产生,完全是基于侵略,不是建立孔教会所能解决的。

梁启超进而认为宗教和政治分属不同的领域,而信教自由更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成果和儒家思想的优越性之所在,而“今之持保教论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国。昔犹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无猜,无端而画鸿沟焉,树门墙焉,两者日相水火,而教争乃起,而政争亦将随之而起。是为国民分裂之厉阶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长思也。”[47]梁启超指出保教最大的问题是束缚国民的思想,“自汉以来,号称行孔子教二千余年于兹矣,百皆持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以为一贯之精神,故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范围益日缩日小。”[48]而现在又将西方传入的新学比附在孔子头上,其实是对孔子的诬蔑同时又阻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之路。

梁启超认为文明进化导致仪式的衰亡是“天演之公理”,而孔子的思想因为关注人的伦理和教育,所以是越来越重要,因此不但不会灭亡,而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所以孔子应广泛地吸收佛教和基督教的精神。“故如佛教之博爱也,大无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众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视敌如友也,杀身为民也,此其义虽孔教固有之,吾采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发明。”[49]

梁启超说他自己由一个孔教运动的支持者到反对者,完全是因为爱自由、爱真理胜过爱老师,所以即使受老师批评也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他还专门写信给康有为来解释他自己的想法。“至于保教一事,弟子亦实见保之之无谓。先生谓巴拏马、星加坡各埠今方兴起,而弟子摧其萌蘖。今所欲办者,如巴星各埠所办,果有益于事否乎?他地吾不敢知,横滨一埠则戊己庚辛四年皆庆诞,每年费二千余金,试问于孔教有何影响?于大局有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今星加坡集捐二十余万,建一孔子庙,弟子闻之实深惜之。窃谓此等款项,若以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

至先生谓各国皆以保教,而教强国强。以弟子观之,则正相反。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今欧洲之言保教者,皆下愚之人耳,或凭借教令为衣食者耳。实则耶教今日亦何尝能强,其澌灭可立而待矣。哲学家攻之,格致学家攻之,身无完肤,屡变其说,以趋时势,仅延残喘,穷遁狼狈之状,可笑已甚,我何必更尤而效之。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倍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

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合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先生所示自由服从二义,弟子以为行事当兼二者,而思想则惟有自由耳。思想不自由,民智更无进步之望矣。先生谓弟子故为立异,以避服从之义,实则不然也,其有所见,自认为如此,然后有利益于国民,则固不可为违心之论也。故先生以其所见之谬而教诲之,则弟子所乐受,而相与明辨,若谓有心立异,则不敢受也。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而开而已。此意弟子怀之数年,前在庇能时与先生言之,先生所面责者,当时虽无以难,而此志今不能改也。…至谓弟子从耶教,实则不然。耶教之不宜今日也尤甚,孔教且不欲保,何况于耶?请先生勿过虑也。”[50]

梁启超的尊孔而“不保教”的立场,即使在民国建立后也没有根本的变化,如1915年12月,发表《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说“盖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抟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所以“诚欲昌孔子教旨,其第一义当忠实于孔,直绎其言,无所减加,万不可横己见、杂他说以乱其真,然后择其言之切实而适于今世之用者,理其系统而发挥光大之,则吾侪诵法孔子之天职焉矣。”[51]但是他还是反对康有为和孔教会的教会化主张:“则自海通以来,见夫世界诸宗多有教会,党徒传播,其道乃昌,欲仿效之以相拒圉,于是倡教部之制,议配天之祀,其卫道之心良苦,其仪式结集,且大有异于昔儒之所为。吾以为此又欲推挹孔子以与基督摩诃争席,其蔽抑更甚也。”[52]他认为教会的产生是历史形成的,不能依靠人的力量来特意设立,因为这样做不可能使孔子真正获得人心。所以梁启超并没有积极地参与发起孔教会,而是由他的同门陈焕章和麦孟华等人来操办。但是1913年孔教会在宪法修订过程中所提出的“立孔教为国教”的请愿书,作为进步党的主要人物的他就是主要的发起者,他也参加了孔教会在北京的一些活动。

192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欧游心影录》,这篇文章虽然不直接强调儒学的宗教性,但直接影响到中国思想家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认识,从而成为新儒家的先声。

1983年   朱一新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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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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