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康有为著书也罢，办学也好，本来便不是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政治:“思圣道之定，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既细之于国，乃讲之于乡。”理想还是过去的理想，追求还是过去的追求。他的学堂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学堂。他培养的不是学子，而是政治家。

1890年夏季的一天，广州长兴里的墙壁上，出现了一份广告，说是康有为即将开始讲学，请有志于学的青年学生们前来报名。然而，阅读广告的人无不嗤之以鼻。第二天，广告上多了一行墨色:“一个小小的监生居然也出来教馆么？”

众所周知，中国知识分子的科举阶梯是，先考秀才，再考举人，然后考进士，最后选拔翰林，甚至钦点状元，达到科举荣身的顶端。打个并不太贴切的比方:秀才就好像刚刚中学毕业，举人便是大学生了，而进士相当于硕士，翰林才是博士。那么，什么是监生？按照科举荣身的阶梯，如果—个人考不上秀才，就等于堵死了上升通道，就好像今天你连中学都不能毕业，便根本不能考大学一样。但清代科举制有一个变通，如果考不上秀才，可以花钱捐个，只是所捐的不能叫秀才，而是生员，统称监生。监生便可以继续朝着举人的学位冲刺。此时的康有为便是这样—个没有考上秀才而花钱捐来的监生。仅有如此低级“学位”的一个三十三岁的“中学生”，居然敢在广州开馆教学，并公开贴出广告，难怪出现了讽刺。

当时，广州没有学校，教师开馆教学，都在书院进行。广州有五大书院:学海堂、粤秀堂、粤华堂、菊坡堂、广雅堂。这五个书院，在今天，可以称为省立研究院了。书院的主干人称为山长，必须是舆论所归的学术名流，地位崇高，由督抚亲自聘请。新任总督、巡抚到任，总要先拜山长，以表尊崇。而且，就是在书院担任教学任务的讲师，也必须是进士、翰林，最差也得有个举人的学位。而康有为，一个监生，到这样的书院来当学生都不一定够格(例如，此时学海堂的学生梁启超便已经是举人)。居然要与当世的大人先生们并驾齐驱，悬壶教馆，自然被视为蚂蚁充大象—一滥竽鸿业，不自量力。因此，康先生的招生广告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先生之宏愿，眼睁睁的就要胎死腹中。

康有为的唯一办法就是等。

他在等待戈多吗？他等来了吗？

他等来了。

一日，学海堂的教馆先生石星巢，其时正走鸿运，有学生百人之多。一日因事外出，仓促之间。没有替手，忽然想到康有为，便请他暂代一时，入堂讲书。—个人的历史，常常便是由这样的机缘创出生机。无意中，康有为得此千载一时之会，不禁大喜。讲堂上，逞其海涵地

负之才，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席既终，学生们无不骇愕，以为闻所末闻。

康有为的大弟子陈千秋便是这时前来拜门的。他已在学海堂肆业，陈读书甚多、且能考据。但—接触康有为，立刻觉得自己过去所学，简直都是无用的垃圾。先是震撼，继而折服，伏身拜倒，五体投地，立刻成为康门首徒。

渐渐地，学海堂的学生屡有到康有为处执经问难者。康有为认为，时机终于到了，遂在长兴里开馆执鞭。于是出现了一个笑话:康初开馆，患学生太少，便书达石星巢，请他把学海堂的学生分一些给康有为。给康有为创造了讲学机会的石星巢正后悔不迭，又见他前来挖墙角，不禁笑着说:“康先生，我的学生已经走的差不多了，还要把学生分给别人，这个帐，我得怎么算？”

这时。梁启超来了。

他是被他的同学陈千秋拽来的。可能，此前康有为在学海堂的代课讲学，他没有出席。他此时的年龄不到十九岁，自小便有神童之号，而后少年中举，又是学海堂高材生，尤精词章之学，颇为沾沾自喜。而康有为，一个尚无功名的监生，他梁启起怎会瞧在眼里。然而，初次见面，康有为即“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把梁启超自以为已经精

通的上下五千年旧学，一律斥之无用，然后进行驳诘，一条一条地全部“摧毁之、廓清之”。

梁启超被打蒙了。不禁长拜而皈依。多年以后，他这样回忆这次拜门:

“自辰入见，及成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捧，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又惊又喜，且怨又艾，且疑又惧，竞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新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