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当时的好朋友梁鼎芬------时任张之洞的幕僚，有诗称:

九流混混谁真派，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北海，更无三顾赵南阳。

诗中把康有为比作卧龙南阳的诸葛亮，更真实地道出了万木草堂的政治色彩。所有这一切，都过多过早地暴露了康有为的政治理想。对这一后果，他很快就将品尝到它的滋味。

从1890年到1894年，康有为讲学之余，并没有忘记他“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崇高理想。北京的科举考试，他是决不忘记参加的，尽管他后来力主“废科举”。这一时期，他的声名渐渐地影响到京师。《新学伪经考》也被他自己偷偷地贩运到北京。当时的宰相翁同龢便在一八九四年六月五日的日记中，有“阅读《新学伪经考》”的记载。但案件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此前一年，康有为终于考上了举人。但他还要继续追求进步。一八九四年春天，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主要任务是入京会试，就是说“参加博士(进士)考试”。但他们都没考上。有一天，康有为乘车出游，下车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脚给伤了，遂作南归之计。六月，他回到了广州，但把梁启超留在北京“办事”。他万万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个月，—份奏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的弹章震撼了朝纲。

御史安维峻，查不出他与康有为有什么私人仇恨。看他的弹章，他至少阅读了《新学伪经考》，了解康有为在广东名为讲学、实为政治运作的企图，他似乎也很有学问，康有为给自己起名“长素”，给弟子们每人一个“孔徒”名号的象征意义，他也给考证了出来。因此，他的弹章十分尖刻而严峻，说康有为“自号长素，以为长于素王，而其徒亦遂各以超回、秩赐为号”，简直就是战国时期那个妄图篡党夺权的少正卯！为杜绝出现这样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请求朝廷:禁止广东的学子从学康有为，禁止《新学伪经考》的发行，但既然已经有所流传，那么，请把《新学伪经考》毁版，以绝后患。

如此弹章，朝廷当然重视，一纸严旨，谕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查办。

康有为慌了，甚至可以说，他非常狼狈而且恐惧。幸亏梁启超留在了北京，可以“四处奔走”，把这个案件摆平。但这个案子是如何摆平的，无论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讳莫如深。我们只有根据一点蛛丝马迹，略作分析。

《梁启超年谱长编》略记(译文):“一八九四年八月，康有为先生的《新学伪经考》被余晋珊、安维峻等京官参劾。那时候，梁启超先生正在北京，多方奔走。最后的结果是:两广总督谕令康有为把《新学

伪经考》自行焚毁。”

此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不过一介举人，虽说其声名在北京有—定影响，但要摆平如此“谋逆”大案，那“多方奔走”四个字里，—定有许多的幕后文章。

根据梁启超写于此时的似乎很不重要的信，历史学家发现，他的“多方奔走”，其实就是“走后门”，走高官的后门。这些大官僚至少有:直隶总督李鸿章、皇帝老师翁同龢、两广总督李瀚章、广东学政(副省长)徐琪，当然还有其他人。例如，要和翁同龢说上话，他们请

托张謇来作翁的疏通工作，因为张是翁最宠信的学生。如此层层托人，直指朝政最高层，这个后门，可是走得不小。

然而，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有谋逆嫌疑的《新学伪经考》案，毕竟是个不可等闲视之的政治案件，即使康有为花钱买路，要抹平如此嫌案，确实很难。

真是天从人愿。恰在这时，弹劲康有为的御史安维峻犯了一个错误。那错误是如此严重，使朝中那些愿意为康有为说话的人，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

那是—个“爱国”的错误。当此之时，一八九四年的下半年，日本侵略中国，清政府对日宣战，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一战即溃，全军覆灭。于是，所有的朝中大臣都露出了爱国主义嘴脸，把满腔愤怒抛向李鸿章。本有言官之责的御史安维峻自不例外。但他在弹劲李鸿章“跋扈之罪”的时候，竟然让愤怒的子弹在慈禧面前擦边而过。他“请慈禧不能牵制光绪，李莲英不得干预政事”:如此开枪走火，甭说慈禧不能饶他，就是光绪也不敢不办他。于是他有了一个很惨的下场:不仅被撤职，而且被充军，从此便湮灭在边疆的茫茫荒野之中。

如此一个大逆不道的御史，其弹动康有为的奏章能没有问题吗？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当朝廷要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康有为的谋逆之罪，而因京中许多大官请托，试图保康的李瀚章正不知道如何办理的时候，忽然得此消息，能不大喜过望吗？于是，安维峻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撤职充军，李瀚章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便在一八九

五年一月五日向清廷递上了《查明举人康有为参劾折》，使这场喧闹一时的大参案得以平息。李瀚章的覆折，是这样的（译文）:“这个叫康有为的举人，我查过了。该举人为了求学问。多年吃苦。他读书颇多，应举而得科名，苦耕以资朝夕，决不是什么聚徒讲学，互相标榜。他是有自号长素这回事，那是取那两个字的延年益寿的意思，决不是希望自己成为素王。还有人说他的徒弟们有超回、秩赐等号，根本没有这回事！至于所谓《新学伪经考》嘛，那是一本关于本意尊圣，意在尊崇孔子的伟大著作。里面当然有些怀疑什么的文字，但那是怀疑传经的诸儒。而康有为要说的是:读书要有点距离感，不要为古人所欺骗。如此好学之心，决非离经叛道。他的书在基本原则方面没有什么发明创造，求学的知识分子并不崇尚它，大街小巷也没有出售的，他用来教点学生，那不过是为了科举罢了！臣的意思是: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件事，让他把书自己销毁，就算了……”

历史学家查阅当时宫廷御档，对李瀚章这一奏折，有“知道了”三字批示。《新学伪经考》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此案如此摆平，康有为无比欣慰。两个月后，一八九五年三月八日，他再次陪梁启超来到北京。此次进京，又是参加会试。但历史给了他另外一个契机:他走在赴京途中的时候，正与甲午战败、赴日求和的李鸿章擦肩而过。

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公车上书”拉开了序幕。

（摘自《清朝那些事儿》 作者:朱景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