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康的老婆安娥正好也在中大上学，中大里面的事情，自然全都在郑的视线之内。他早就得知了这个储金互助会的消息，并一直在怀疑着这件事，但又没有什么证据。既然向忠发代表组织来了解情况，郑自然认为应当把他的怀疑让向忠发知道。因此，他很神秘地告诉向忠发说:中国学生中不仅存在着严重的派别倾向，而且还存在着秘密小组织。这个小组织叫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两个是一个东西，参加者有四十多人。因为有谣言说步校只有三元钱，后陆大同学寄了几十元来，由几个人吃了中国饭。由此组织了小组，最初是公开的秘密，后来又由半公开形成一个秘密的组织”。“现在他们的组织及行动是绝对的秘密，比共产党还神秘。同时他们的分子不只是江浙人，有军阀的子弟，有与第三党有关系者，有一部分是联共的所谓反对派，有一部分是怕死怕回国的分子”。

在共产党里搞秘密组织，这还得了!向忠发听说之后深感问题重大。他当即严肃地提醒郑:“不要告诉别人，每个忠实的党员都要去收集他们的证据交党部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他急忙赶到共产国际东方部，要求东方部着手调查，说是因为“这个东西有大的政治意义”。

共产国际对向忠发的说法并没有给予多大重视。东方部的负责人米夫本身就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储金互助会”的事情他早就有所耳闻，这不过是学生间在经济上的一种互相帮助，因此他并不十分在意，何况这些学生已经毕业，有各自的军事院校负责管理，用不着共产国际东方部来操心。东方部本身的事还忙不过来呢，没有谁考虑过要为向忠发的要求而改变一下东方部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工作日程。再加上向忠发随后又率团去了德国和比利时等国，这件事自然拖了下来。

蒋经国他们这时当然对此还一无所知，照旧开他们的玩笑，发他们的牢骚，对一些事情照样毫无顾忌地评头品足，其胆子之大，有时也真让人吃惊。像1928年1月，东方大学中国(军事)班的中国学员们因为不满校方的官僚主义的教学与管理方式，结队跑到位于克里姆林宫旁边的共产国际大楼前面去示威游行，迫使东方部与联共(布)中央联手调查处理东方大学的问题。这回的事，本来与蒋经国他们无关，因为他们或者远在列宁格勒，或者在莫斯科郊外的军校里，并没有人直接参与其中，但就是因为他们早对俄国学校的教学方式不满，再加上无所顾忌，因此，事情一发生，他们就额手称庆，并聚在一起饮酒“祝胜”。在步校的朱茂榛甚至还认为事情闹得不够大，他直截了当地写信给蒋经国，对事情很快收场表示不解气，说:“东大风潮扩大，大家都到共产国际去示威，共产国际因恐慌都答复了他们的要求。在此运动中，军事班只有曾肇时一人指导，政治班内指导人以后都软化动摇了!当着中央委员会告诉他们不要再闹，他们真正就不作声。真是笑话!”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举动早就被一些人盯在眼里了。

东大学潮是外国学生在莫斯科集体闹事的头一遭。为平息这次事件，共产国际东方部颇费了一些脑筋，最后还是请刚刚回到莫斯科的向忠发出面，才将事情暂时平息下来了。这件事不能不引起东方部领导人对中国学生的不满和警惕。向忠发一个月前的要求，自然引起了重视。再加上向忠发很快得知蒋经国等人在列宁格勒的举动，找到米夫，强烈要求调查中国学生中间的小组织问题，米夫再没有理由拒绝和敷衍。事情由此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蒋经国:中央总书记”

既然认为这个“江浙同乡会”或“储金互助会”是个秘密小组织，那么自然要找格伯乌帮助。格伯乌一上来就开始秘密检查蒋经国等人的来往信件。这一检查不要紧，真找出了不少证据。

20天之后，格伯乌第五部负责调查此事的米利斯通知米夫说，这个秘密组织确实存在，他们有名称，有章程，有会费；甚至还有正式会员与名誉会员之分。证据就是蒋经国等人关于出钱吃饭问题的那几封信。尽管信中关于“章程”、“会费”、“名誉会员”之类的说法颇让人费解，但联共(布)党也搞过多年地下斗争和秘密工作，谁还不知道秘密通讯需要用暗语?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米夫有点儿沉不住气了。

2月26日，米夫召开中大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公开动员中大里的党员干部协助查清此一组织的情况，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这种事是保不了密的，校园里一下子就像开了锅似的，到处都是小字报，你揭发我，我揭发你，陈绍禹(即王明)第一个在墙报上就此上纲上线，声称“江浙同乡会”是一个由党内一切反对中国革命的人组织起来的反革命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