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
2009年04月11日 18:19《百年潮》杂志 】 【打印已有评论0

像当时所有热血青年一样,由于思想上极端活跃,对革命运动又充满热情,蒋经国在学校中表现得相当激进。蒋介石1927年公然发动“四·一二”事变与共产党为敌,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蒋经国的愤怒谴责。他甚至公开在报纸上和学校里宣布,坚决断绝同蒋介石的父子关系。不仅如此,当苏联党内围绕着中国革命等问题发生严重政争,出现了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公开反对斯大林的激进反对派之后,蒋经国竟然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这种争论之中,同情起反对派的观点来了。好在当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反对派还没有成为被整肃的正式对象,学校中同情反对派观点的中国学生也还没有被苏联专政机关列入黑名单,否则,到了1927年冬天,他非成了专政对象不可。因为后来在整肃中国学生中反对派分子时发现,蒋经国曾经多次参与过同情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的集会和活动。幸亏俞秀松警觉到蒋经国的这种倾向性,及时地阻止了他。而且,当校方拟定毕业深造名单时,参加推荐人员的俞秀松又极力举荐了蒋经国。因此,当苏联党内的反对派开始成为被整肃对象之际,蒋经国已经从中山大学转往列宁格勒的军政学院深造去了。这样,当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盛大活动时,中山大学游行队伍中没有了这位活跃分子的身影。恰恰在这一天,就在这支游行队伍中,少数同情联共反对派的激进中国学生走到检阅台前的时候,公然当着斯大林等人的面,不顾死活地高呼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后,在中山大学以及莫斯科所有有中国学生的校园里,马上开始了打击托洛茨基分子的严厉斗争。尽管有些交待和揭发材料后来都讲到蒋经国参与过托派分子活动的情况,他却鬼使神差地躲过了这一劫。而其他参加过托派活动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都遭了殃,不是被立即送回国内,就是被关押、被流放。

乱开玩笑,惹祸上身

蒋经国没有被当成托派分子或者托派同情分子被整肃,却没有能够逃脱“江浙同乡会”事件。

追根溯源,“江浙同乡会”事件是1927年暑假在炮兵学校野营军训结束时的几句玩笑话引起的。当时,中山大学这一届学生已经毕业,都已知道了自己的去向,蒋经国、卢贻松、屈武、左权等人被分到了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或陆军大学,俞秀松、周达明被分到列宁学院,其他像黄仲美、朱茂榛、胡世杰、刘宜山、甘青山、郭景纯、周策、刘仁寿、张师等分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炮兵学校、步兵学校或飞行学校。由于中国学生的乡土观念一向较重,对俄国饭又总是不很适应,因此,每逢节假日,这些江浙来的老乡总是喜欢聚在一起,或者下中国馆子,或者烧些家乡菜,热闹热闹。这回军训结束,大家要分开了,难免有些恋恋不舍,因此又聚在一起聊天叙旧。谈话当中,不知谁提到军政大学和陆军大学生活费较高,而步、炮、飞行三校生活费较少,三校的同学于是都抱怨说:“中国饭吃不上了!”卢贻松心直口快,当场拍胸脯说:“只要我们领的生活费比你们多,你们的中国饭是有希望的。”蒋经国和屈武也很仗义地主动附议说:“假若这两校发薪水很多,则每人每月应拿出几分之几送给他们三校同志去吃中国饭。”这对于三校的同学当然是再开心不过的事了。当即,一位炮校的同学就提议:“好罢,那我们就组织一个储金互助会,你们把钱拿出来,我们去吃饭好了。”

关于“储金互助会”的这个玩笑,很快就成了莫斯科三校同学用来向列宁格勒同学“敲竹杠”的一个专有名词,以致大家分手后也还不断地提到它。9月初,炮校同学刚入校不久,就由黄仲美等写信给卢贻松等,要后者“交会费”。卢贻松把信拿给蒋经国看过后,在复信中也开玩笑称:“储金互助会在莫斯科已蒙你们登记,本会章程第一条首在会费,我与经国商量,本月会费应当多少缴点,事实上亦可能。”随后,蒋经国和卢贻松还真的通过正要去莫斯科的李翔梧将钱带了过去。这边步校的同学得知后,也毫不客气地马上写信给炮校同学,嚷嚷着要吃中国饭,信上说的也是玩笑话:“你们的名誉会员已经交纳会费了,何以我们现在还未说起。在我们自然想作你们的名誉会员,但现在究竟怎样,还未得分文,实在焦灼得很。”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大家都没有把它当回事。谁想到它很快就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储金互助会”的事在中大同学中当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江浙同学之间的,这些来往信件也没有向谁刻意保密。问题是,部分江浙同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本来就让一些人多少有那么点儿嫉妒,再加上平时在学校中的一些矛盾,他们的这种“互助”方式难免不引起一些非议。碰上有些人组织观念和阶级斗争的弦儿又绷得特别紧,事情就渐渐有些麻烦了。因为这些人无论如何不能想象:除了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以外,怎么还能有什么自行组织的小组织。何况这个小组织中有一个人还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蒋介石的儿子!这其中就没有什么鬼名堂吗?

事情的急转直下是在11月底。当时中共政治局委员向忠发率团来苏联,并负责解决早就盛传的中大学生中存在的派别问题。在对学生中间的派别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了解之后,向忠发又通过共产国际找到了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译为格伯乌)中负责收集中国人中间的情报的郑家康,想了解些更尖端的情况。想不到,一下子竟弄出了一个大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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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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