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和平主义、和平主义衍生出的民众革命主义及其对统治阶级的信号指示，人民要求下的民主机制规范了“避战求和”思想，而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图谋变异了“祸水东引”的判断。这些势力的汇合，终于酝酿了绥靖政策的诞生。

2、法国综合国力继续衰退。经济面临着迟滞和稳定的矛盾现象，行政内阁及其政治土壤能力低下、活力贫瘠，外交盲目、短见乃至被动、虎头蛇尾，军事思想机械片面、军事装备更新缓慢、军事应急能力呆滞。

法国的假象的经济恢复优势、大萧条后短暂的贸易繁荣、社会生活安定与外交上的被动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战后前十年虚假繁荣和大萧条后经济上的急遽衰败，使行政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它必须让位，必须等待”。 通过战争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洛林，从德国取得巨额赔款并成为欧陆第一军事强国。在以农业为主的高利贷帝国主义国家法国，总的趋势倾向于实行中央集权制。但是，那曾经丧失了的两个省无论从经济、语言、宗教、自治等方面“不容易恢复到它们在1870年夺走时的适当地位”。 他们由于“与经济繁荣的德国发生了联系，在许多方面曾经得到好处” ，加之与法国体制格格不入，离心力随着德国势力的增强而增强。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法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法国在后来，竭力出卖盟国的主权利益，乃是力图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避免与德国纠纷。大萧条后，也就是“1932年以后，不景气已尽尾声，法国的经济遂又继续增长和繁荣······其人民过着富庶安乐的生活” ，这种相对安定与一战的残酷结果对比，使法国人迷惑于自足的假象，并通过民主政治机制向统治阶级表达渴求维持稳定和平的意愿。

绥靖政策进入孕育期以来，法国内阁政府的频繁更迭、瘫痪无能与社会各阶层的严重对立、分化导致了法兰西民族凝聚力的彻底涣散。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民众，或者它们之间，总是矛盾重重，利益错综复杂。实际上存在的两个法国社会（对德和解派、对德强硬派）、四股政治势力（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左派、纳粹主义运动派、社会主义运动派）导致了政党派别林立，私欲过重，国家和民族利益得不到全民的普遍支持。在野党始终严重掣肘执政党或联合政府，导致外交上无法深思熟虑和进行大动作。此一时期的法国领袖们“通常由政界二、三流的政治家担任”，“国民议会总是投票选举最愚笨的候选人” 。他们疲于应付国内危机，很难在外交上采取攻势和积极作为，多是片面的进行外交防守，又受制于国外干涉势力，所以绥靖期内的法国基本没有在外交上有什么大手笔。到二战爆发时，“法国人不再像1914年那样团结起来一致效忠祖国”，“法国没有任何杰出的领袖人物”掌控得住大局，“全国上下在政治混乱的气氛中，糊里糊涂的投入战争，各党各派仍然争论不休······国内充满了厌战的心理，许多人宁愿忍受任何的屈辱而不想拼死一战”。

法国的军事思想、力量严重落后于时代。政治的瘫痪严重的影响到了国防建设。到二战爆发时，法国的军事硬件水平与军事指挥思想仍停留在一战水平上。虽然军备有些蜗牛式进步，但以注重步兵作战与德国的大规模装甲集群作战相比，以单方面大规模阵地防御战与德国的“闪电式”并有空军等协同立体式作战军事指导思想相比，以法国防御阵线漫长与德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机动相比，加之德国可支配总兵力及以战养战能力远优于法国，导致法军的军事领导人与国家政治领导人怯战。法国在军事战略指导上也有三大失误:消极避战、片面备战、单纯防御——过分倚重马其诺防线。法军低效无能，惰性太强。而这“并非缺乏经费······1936年以来，法国国会对于它（军事预算）总是照案通过，不加削减，甚至连讨论都免了······其制度是传统的遗产，无法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一战后，法国在军事思想领域产生了新的反应，“‘攻势至上’变为‘守势至上’，全部思想作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种选择“完全是一种心理冲动，并不曾经过深思熟虑” 。战后的绥靖政策反对期内，法国外交上制定了一套新的安全体系以防止德国再起，建立了“小协约国”体系，明显的“暗示将来有一天法国会保护它们以对抗一个复兴的德国之必要”。基于这种大战略安排，法国也就必须建立一支攻势兵力，能够在必要时立即越过其国界向德国发动猛攻，这样可以收到东西应援的效果。但是，法国在军事战略方面完全采取了消极的守势思想，防御作为一种手段竟然变成了目的。而且法国轻视正规军的作用，而青睐于预备役部队，这样法军的动员制度的散慢性成为一个特色。既没有攻击性工具，又缺乏攻击意志，这样的军事战略与战后初期法国外交完全脱节暗示和预成了绥靖政策的出台。马奇诺防线成为军事绥靖政策的集大成标志，也是法国民族耻辱的标志，成为法国国防的“一座陷阱” 。

3、英国绥靖政策的强势压力和特定的政治安排。尤其是鲍尔温和张伯伦两届政府对欧陆均势政策的修正与对大陆势力对比的战略误判，抑法扶德，养德反苏，导致法国战略上非常尴尬与被动。这样，法国大陆集体主义安全结盟的尝试没有实质性进展，其在战略地缘上困制德国的布局失败——与波兰和小协约国微不足道的结盟被德国各个击破的战略所瓦解后，法国转而紧紧追随英国。基于英国均势战略的双重性，加之对苏俄的仇视，法国被迫追随英国实施“祸水东引”的战略，这对绥靖政策更是火上浇油了。

一直以来，英国扶德抑法，竭力保持欧洲均势。“欧洲均势”政策是英国传统外交的核心，通过欧洲大陆德、法、俄、意的互相牵制，达到实力动态均衡的同时，尽量保持格局不变的静态平衡。然而，一战的结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凡尔赛和约》虽然使英国获得了最大的物质利益，却也奠定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法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建立起了以之为中心包围德国的小协约国体制。法国成了英国最危险的竞争者。劳合·乔治强调说“法国是唯一可能给英国造成麻烦的国家” 。英国此时的均势政策是要提高德国的实力与国际地位，从而在德法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冲突又彼此牵制的微妙关系，用以维护及加强英国在欧洲政局上的仲裁者地位。针对德国人深感《凡尔赛和约》是“自己面对的却是他们称之为强制命令的东西” 的心理，和法国人“呼吁实现法国古老的民族目标:得到一条‘天然的’便于防守的边界” 的愿望，英国一方面积极支持德国扩军、毁约，以振兴德国，恢复其强国地位；另一方面又迫使法国接受有利于德国的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洛桑协定、英德海军协定等，从而防止出现一个权势向法国倾斜的不平衡局面。到慕尼黑危机那种时候，张伯伦也没忘通过慕尼黑协定压制法国，其实这时法国“在欧洲的国际舞台上早已降居配角的地位······扮演主角的是希特勒和张伯伦，而法国总理达拉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当英国及其主导的体制向日益强大膨胀的德国企求和平的梦想岌岌于破灭时，英国走上了修正传统均势战略、采取“一女嫁二夫”策略，梦想养德反苏，实现“祸水东引”。面对作为战后新锐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产生了极度恐慌和过敏，担心无产阶级运动一旦席卷欧洲，资产阶级必将面临灭亡的境地。因此，竭力反苏反共是英国内阁重点考虑的问题。这种考虑融入到了修正后的均势战略中:鉴于德国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积极反苏的趋向，德国客观上是东欧反苏反共的第一屏障，尤其是1939年德国积极东进的外交姿势，令英国心中暗喜:“作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屏障，纳粹帮了欧洲一个大忙。” 对于德意日三国轴心的成立，英国及法国却是毫无警觉，在其看来，联系三国的纽带正是《反共产国际协定》，而它表明的反苏反共战略意图正是英国所急切看到的。在这种心理下，任何的让步都是值得的，是划算的，而且英国并没有在领土、经济上有实际的重大损失，法国又在外交上受制于英国，受害的主要是那些所谓的新生小国。在英国看来，法国和德国只是自己手中的两只蛐蛐，而仲裁权在自己手中；而德苏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又是一箭双雕的美事。

承接于均势战略的原生态心理:不战而“屈”德之兵，维持传统霸权机制。针对“避战求和”这种和平的社会思潮，妄想“不战而和”则是上层建筑一种侥幸的政治追求。一战严重损伤了英国的元气和社会稳定，英国统治阶级不敢奢望战争会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好处，反而担心战争会动摇其霸主地位，不敢同侵略势力做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统治阶级本身而言，“和平”既迎合了社会思潮，又能维持霸主地位的稳定，它是一种难得的自慰借口。但是，英国却是这样一种严峻的处境，那就是放弃传统的追求均势的策略与手段，而承袭了维持传统霸权的心理，这种心物不一、二元背立的困境，导致英国及其挟制者、追随者法国的在绥靖变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希特勒德国的外交战略非常高明，即利用法英的畏战心理大搞边缘战争策略，并很注意火候和造成只为振兴德意志民族国家并仇视苏联的假象。如果把法西斯势力和其领头狼德国纳入绥靖推行方的政治安排范畴，是不合实际的。因为德国一直都有自身的政治安排和军事目标，和针对绥靖心理的冒险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