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三大历史主流—科学社会主义、民族独立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二十世纪前期，已经取得重大的历史性突破。最核心的体现是，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打乱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苏俄成为历史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资本主义在这个蜕变时期必然的出现了以经济危机为中心的一系列体系下的格局和秩序危机，以“大萧条”为高峰标志。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经进入成熟的条约体系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还有封建（封贡）体系因素的存在，德、日独特的帝国主义体制就是最大的特征；而垄断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制度（机制）体系状态，美国作为新兴的成熟的帝国主义国家很有这种理念和机制需求。老牌的英法，面对三种类型的新生对手，惶惶如丧家之犬，忽忽如惊弓之鸟，只是消极持守，惟恐生变。国联的产生及二战后联合国的发展充分说明了这种时代需求性。新生的力量渴求进行利益的再分配，旧有的既得利益所有者顽强反抗，导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战争爆发的必然性。然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无力进行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因为他们正站在超强国家和二流大国地位的边缘上，战争将加速他们的衰败。其既得的相对收益要求避免战争，这纯粹是幻想。因为无政府状态下的霍布斯效应必然的使新生的势力、尤其是带有封建残余的渴求“高峰体验”的德日等法西斯势力，不会畏惧于高风陷的，因为风险的背后是广阔的利益。但是幻想落实到外交实践，必然的形成客观的绥靖政策的形成；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更加刺激了他们的惧战心理，主观上促进了绥靖政策的彻底执行。

同样是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法国无论从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落后于英国。这就决定了法国在与英国有共同大历史性质与利益的大背景下，又弱势于英国。那么，它的外交政策就必然的在坚持主权下独立性的同时，更多的具有从附性的潜质。这种潜质经过特殊历史语境的酝酿和具体人物的作用而必然或早或晚的偶然性发作。反观法国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为及其国际大环境，我们不难发现，经过历史的积淀、酝酿，欧洲乃至世界在1936年前后，以慕尼黑协定为高潮，经过张伯伦、希特勒、达拉第、墨索里尼等人物的导演，最终在漏斗效应下，在“妥协-和平”与“战争-失败”的二律背反中，实现了自我先预性的战争结局。

2、从结构和过程两个方面经纬式考察法国绥靖政策的出台的偶然性。

首先、法国的民族性在社会结构方面起到的作用，“理性的有限和感性的不稳定”这两个缺陷对“懒惰、任性、嫉妒”三大劣根的催生，导致法国国内各阶级之间及其对外博弈中无法走到利润（效用）最大化的绝对收益的获得，始终循环于相对收益的零和博弈的怪圈，这就导致统治阶级尤其是领导精英阶层的鼠目寸光和惟利是图，整个国家缺少大战略规制和领导层没有“造势的英雄”。其次，以拿破仑一世战败、拿破仑三世战败与巴黎公社革命、一战的惨痛损失（国际地位层次的下降与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大萧条的摧枯拉朽（国内社会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强大）等为线索的历史过程对法国民族与社会、政治凝聚力与战斗力彻底涣散的影响。以上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导致一战后的法国具体历史语境在大历史必然性规制下的偶然性催生了绥靖政策。

战争的爆发是“以往事态发展的产物，它是欧洲霸权在1918年终结的那场大战的第二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间只是一次幕间休息”，而希特勒等想要的并不是“我们后来所看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作为“是一个更为传统的追求地区霸权的帝国主义行经” 。是绝对和平（失败）主义思潮、绥靖政策或者说是英法等国，具体到张伯伦、达拉第等人，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结束前，尤其是鲁尔危机前，英国坚定的执行欧洲均势传统政策；而之后，英国面对德国及法西斯势力坐大的现实，却产生了战略与形势误判，认为德国的崛起不足以影响自身的裁判权，对传统均势战略进行修正，做起了“一女嫁二夫”（本质上还是均势战略）的外交策略；进而在和平主义掩盖下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驱动下，迷惑于希特勒导演的历史假象，做起了“祸水东引” 的春秋大梦。这些天真而迷信和平的西方民主世界的领袖，终于在所谓国内民主机制的规制下，做起掩耳盗铃之事。而谙于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斯大林，怎么会上他们的当呢？看看二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利益划分是多么的相似，就知道了斯大林的高明之处。但是，法国似乎没有看的那么透彻，他们一直对俄国人特别不满，因为苏俄“取消了爱国的法国人在战前为了援助盟国而购买的许多俄国债券”，“财务关系上丧失了信用会在友谊上带来不愉快的情绪······反对共产主义俄国的敌对情绪变成战后法国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且，法国从始至终，“对德国的恐惧情绪远未消除，一种企求安全的热切愿望紧紧的控制着所有法国人”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国对苏联如此不信任，既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更有具体利益的矛盾，如果能祸水东引，法国也算是出了一口气。

按照大历史，也就是广义唯物论的先验逻辑，既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必然的，那么，绥靖政策的酝酿、变态也是必然的。而英国、法国等绥靖推行方又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加之延写一战的历史的设定，法西斯势力只是顺手牵羊，按照“智猪博弈”的游戏规则行事而已。只是这只猪太聪明了，以至于成了有智慧的狼，而绥靖推行方、尤其是愈发软弱无辜的法国，干脆脱掉狼皮的外衣，甘心做个赤裸裸的羊了。

（二）、法国“绥靖政策”的具体历史动因总结:

1、一战前对战争的狂热、期待与战后对战争的恐惧导致普遍的消极失败情绪与和平主义思潮。如果探究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最深切的启迪，不妨说是对“反战求和”的热切渴望。

“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 “青壮年的大批死亡对急需劳动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法国北部作为一战的主战场，往昔城镇星罗密布，战后一片废墟，被地理学家德芒热翁称为“死亡地区” ，要想使此地区经济“走上正常的经济轨道，竟要花上16年时间” 。尽管法国借着协约国的大势侥幸赢得了战争，法国人也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的胜利感到自豪，正如克里蒙梭说的——“从失败中诞生的共和国筹划、追求并实现了胜利，这是一切伟大事物对于一切即将死亡的、属于原始野蛮的过去的事物的胜利” ——在这个民族身上的47年的民族耻辱和精神枷锁就这样打开了，但是这种自豪并不足以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法国已经筋疲力尽、遍体鳞伤，第三共和国衰落的前景此时已经注定。战争爆发时，人们为此狂热，法国人乐观的相信本国的官兵能在当年的圣诞节前凯旋而归，这样一种愿望却被四年残酷的绞肉战争所泼灭。“对于大多数法国人而言，20世纪最初的十年是一个令人眷恋的‘美好的时代’。” 经过这次残酷的历练，人民由对战争的执着转而痴迷于和平，乃至于盲目。

同时，另一种现象发生了。“不满的呼声每天都有”，“数百万死伤的人和城乡冒着烟雾的废墟使得广大民众易于接受进行革命和实现社会新秩序的号召”，欧洲各地纷纷效仿苏俄，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主义正越来越为各地的人们所接受”，资产阶级及其领导团队感到“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药库上，总有一天，一颗火星便能将它燃烧” 。正如英国外交官斯特朗所言:“任何战争，无论我们是赢是输，都将毁灭富裕的有闲阶级，于是他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 民众进一步认为，“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