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的大兵压境和扣留了张学良是蒋介石的两大优势，这使南京在对西安的谈判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东北军则处于受挟制的不利地位。1937年1月7日，他致信张学良，威胁说:(东北军)“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于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6]103。张学良在这时也不自觉地成了蒋介石分化计划的棋子。为了求得自由，张提出甲乙两案供蒋介石参考，并希望在蒋介石解决西北问题中发挥自己的作用[7]410。他还积极劝说西安方面接受中央的安排。1月7日，他致信东北军军官:(我们的血)“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5]1256。

在军事与政治压力下，东北军自乱阵脚。“二二事件”表明:少壮派“恰恰正中了蒋介石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奸计”[14]。东北军集团因而迅速走向瓦解，随着杨虎城的接受改编，西北地区被重新置于中央的统治之下。

第四，东北军的军阀属性。东北军承袭自奉军，尽管在张学良的影响下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但在军阀习气下还是自然地形成了以张学良为中心的地方军阀集团。何柱国更进一步指出:“张学良也受到封建传统的影响，他统率东北军的思想基础是伦理上的忠孝，是绿林中的侠义。”[11]274“东北沦陷以后，东北军散处关内各省，他仍然是全军乃至流落在关内的东北人的领袖。”[9]99

东北军的地方主义色彩十分浓厚。在用人上，再以一五师为例，“因他们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深，所以自连长以上的官佐没有一个不是辽宁人”[8]301。在政治上，东北军的地方观念重于国家观念，集团利益总是被优先考虑。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制定的《“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的四项方针》中有两条即着眼于消除东北军的军阀性，其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渐变成国家武力，能担负国防上责任，以作为收复失地之先锋”；其二，“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为主旨”[4]159。

齐锡生认为:“一个派系用强调个人关系和抑制上下级、同级人员之间关系所形成的低水平的结合，使它对困难具有很低的克服能力，特别是在改换首领之时这种脆弱性就暴露无遗。”[13]59东北军的军阀属性使其组织稳定性在先天上存在缺陷，国家意识和政治意识淡薄，其团体的组织和凝聚力更多地依靠乡土关系。这种旧式军队的稳定性十分脆弱，因而极易在失去领袖和外力压迫下发生蜕变。

三

1937年2月8日，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整编会议随即开始。缩编东调后，东北军分处各地，在其后的抗战和国共内战中日渐衰微。

西安事变前，东北军是一支以张学良为统帅的较稳固的流亡军阀集团，在政治上倾向联共抗日。事变后，东北军各自为政，政治上也背离了“三位一体”。东北军的蜕变是因为张学良的被扣、高级将领的裹胁和南京政府的分化，以及其封建军阀的属性，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瓦解了东北军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事实上，在失去东北地盘流亡关内后，东北军对中央依赖日渐增强，其集团凝聚力和稳定性已经开始削弱。只是因为军队对张学良的忠诚和信赖维系了这支军阀集团的相对巩固和稳定，其不稳定因素也因而暂时潜伏，东北军这支军阀集团也得以暂时保存。但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善后对这支军阀集团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各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突现出来，该集团的团结、巩固已难以维持。

民国时期，一支军阀集团中的高级将领的忠诚度问题始终是该集团的稳固以至生存的关键，由于固有的独立性，高级将领对集团的离心倾向是始终存在的。在一定条件下，一支部队就可能脱离某军阀而投向另一军阀，这在民国政治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像东北军这种实力强大的军阀集团在突发事件后完全解体的事例是不多见的。东北军的蜕变就在于内外因素使其所属军队的生存面临危险，为自身的生存考量，集团的利益就被将领们置于次要地位。可见，一支军阀集团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始终是相对的，其构建与稳固该集团的落后方式决定了其部队忠诚度的有限程度。

东北军的蜕变还表明:东北军的抗日与联共思想实际上仅在张学良统率下得以实行，换言之，是在张学良的权威下实行。广大官兵(尤其是部分高级将领)并未完全接受，仅是机械地执行而已。当张学良的权威消失，而由高级将领决定其部队走向时，他们的立场就完全显现。这反映了这支旧军队与现代国家的军队有很大的差距，它保有较多的军阀属性。在其时的中共眼中，东北军“是有转变为抗日军队的可能的统治阶级的雇佣的军队”[10]41。除去这种定位的政治色彩，它道出了东北军的抗日诉求与组织不坚固的缺陷，东北军的蜕变使其抗日诉求让位于军队生存。

东北军的蜕变，使得一支具有强烈抗日诉求的地方实力派走向分裂瓦解。尽管张学良曾表示，“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15]。但这是他在深陷囹圄的时候发出的声音，他不得不接受东北军遭到分割的现实。但在另一方面，东北军的蜕变是在国民政府的强势背景下发生的，东北军的地方性是国家统一的障碍，其蜕变反映了国民政府对这支地方实力派实现了全面控制。因而，东北军的蜕变有利于国民政府消除地方主义和强化中央集权。在抗战初期，周恩来就曾撰文指出，“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的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16]。在抗战的大局下，这种对军阀思想的遏制更是攸关国家的存亡。此外，张学良和杨虎城策划保留东北军和西北军于陕甘，从而形成西北半独立的局面，虽可起到监督中央政府抗日的作用，但却威胁了国家的统一。因而，东北军的蜕变使得南京政府在筹划抗战方略时少了一支地方势力的牵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