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军在“三位一体”中具有强烈的本位意识，本集团的利害始终是他们的主要着眼点，这往往使他们目光狭隘。东北军最初加入“三位一体”的主要动机就是保存实力，推动抗日。当东北军团体的生存受到威胁时，脱离“三位一体”就成为当然的选择。少壮派虽主张依靠“三位一体”对抗中央军，但其武力对抗的对策则完全无视“三位一体”合作抗日的方针。杨奎松亦指出，其时张学良迫于被扣的困境，对于“三位一体”也不再完全坚持。他认为“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绝难挽此劫运”[6]117。东北军元老派在张学良被扣后对“三位一体”的信任也大打折扣。“二二事件”后，东北军的兵力几乎还掌握在元老派的手中。他们认为杨虎城和中共在事件中支持和袒护少壮派，因而对两方产生不满[2]210。总之，在团体利益受威胁时，东北军领导层一致选择了脱离“三位一体”，保存自己。这种背离是东北军集团的根本利益决定的，在当时情势下无可厚非，事实上其时中共与杨虎城也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是东北军的背离使“三位一体”趋于解体，三方分别与南京政府接触，造成事变善后处理的主动权丧失，东北军与张学良的前途都只能听命南京政府了。

二

张学良所统帅的东北军，在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和国共内战中都保持着较强的凝聚力，但在西安事变后月余之间却分崩离析，就在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打破了东北军固有的组织体系的平衡。

首先，张学良的被扣。在事变前，中共就认识到:“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10]35。米暂沉也认为:“自张学良接替张作霖成为东北军的首领后，多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类似第二把手的人物，除张之外无人能够统率。”[9]184尽管张学良送蒋离陕时，曾写下手令: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杨虎城、于学忠笔者注)指挥。但是张学良的一纸命令未能改变东北军各自为政的局面。在其被扣后，东北军领导层出现的权力真空是很难填补的，作为外省人的于学忠在地域观念很重的东北军中无法获得其他将领的支持。这时，王以哲就以其在东北军中的威望成为东北军的实际领导者，但是在一般军官眼中其统帅地位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当张学良的人身自由发生危险时，执行可能使张学良失去自由的“妥协”政策的王以哲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少壮派打击的对象。“王以哲的死使东北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核心人物。”[11]287

“二二事件”后，顾祝同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认定:(东北军)“现失重心，无人统率，故人心恐慌，对杨氏及赤匪，均难信赖合作”[4]168。张学良的被扣使东北军失去了团结、稳定的核心，因而凝聚力大为减弱，其作为一个团体已经很难维持。

其次，高级将领的裹胁。东北军自士兵到高级将领都有着强烈的抗日要求。张学良后来即坦承:其时“共产党之停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只对良个人，并已摇动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8]109。其时的中共则认为，东北军正处在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过渡时期，“但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地位，有的则转变得异常迟缓，有的则尚未开始转变”，“东北军内部觉悟程度也极不一致”[10]30。

为准备抗日，张学良在东北军中建立了抗日同志会，该会吸收了许多具有抗日思想的人才，主要包括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和东北流亡人士。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动的中心，开展了各种抗日活动[12]。然而，对于张学良的联共抗日政策某些高级将领并不完全赞同，只是慑于张学良的统帅地位而不得不服从。事变后，高级将领的小军阀的特点突显出来。齐锡生在分析北洋军阀时期的军阀结构时认为，高级将领是集团领导与参加者之间的中间人，“集团领导和参加者的距离拉长了，忠于谁的问题就模糊了”[13]56。这种特点同样适用于承袭自奉军的东北军。东北军的广大官兵没有明确的觉悟和强有力的组织坚持其主张，在整个东北军集团瓦解时，他们只能追随其长官行动。檀自新、沈克公开脱离东北军而投向南京政府，其部队亦随之而去。缪澄流等对联共抗日政策也仅是有限地执行张学良的命令而已，因而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下，他们选择了向南京政府靠拢。在投靠南京政府的决策中，军队将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时中下级官兵与将领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这再次说明了高级将领对军队的发展走向具有绝对的、独有的支配作用，中下级官兵在这种大问题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这种军队将领的独立与专权，正是其时军阀军队的共性。

再次，南京政府的分化。东北军在失去东北地盘后，已经沦为一个较依赖于中央政府的流亡军阀集团。但东北军毕竟是相对独立的地方实力派，西安事变前后的“三位一体”局面又挑战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因而蒋介石不会放过这样一个瓦解东北军和西北半独立局面的绝好机会。1937年1月1日，蒋介石表示:决定“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略以解决西北问题”[5]1245。其后，蒋介石又详细阐释其方略:“在前方，对逆表示应激急严厉，多对军事说话，而政治之运用则属之后方。如此前后策应，刚柔并用，乃易达成目的”[6]194。中央军前线将领樊嵩甫亦认为，张部将校亦不认同张听赤化分子之诱惑，“然以畏破坏团体之名，不敢先发难。政治解决，张杨所属当能就范”[6]128。与此同时，中央军前线将领与东北军前线将领积极接触，执行分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