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正经历着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现世性、理性化、参与性、开放性的特征。现代化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然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不稳定因素,造成中国目前世俗化发展过程中的缺陷。

关键词:世俗化；政治文化世俗化；现实基础；特征；缺陷

在世界近现代化的进程中,政治文化的深刻变革综合表现为它的世俗化,它的世俗化又是在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科技革命的互动中凸显出来的。政治文化世俗化一旦形成完整的“精神模块”就会在政治现代化中占据着制高点的位置。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我国的社会文化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变化，即文化的世俗化,这也使得我国的政治文化趋向于世俗化。

一、世俗化与政治文化世俗化的涵义

世俗化论(Theory of secularization)是社会学概念。世俗化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用以说明使社会及其各个领域和集团摆脱宗教的过程,虽然对说明这一现象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是西方社会学家承认世俗化的事实。作为现代性重要历史品质的世俗化是一个同宗教、神圣化、禁欲主义相对应的范畴,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中国,有些人文知识分子以拜金主义,道德失衡,丧失精神家园等否定世俗化,忽视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这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世俗化。

世俗化的概念有两个基本意义:“其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普遍主义与理性原则取代神学教条；其二是指一种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注重现世的善的生活,而不是来世的生活方式,世俗化表明信仰力量的消解和宗教禁忌的瓦解”〔1〕(P157)。因此,世俗化就是肯定现世生活,肯定官能享受,肯定大众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表现以具体功利与追求,以感官为满足,以眼前利益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从社会学意义上看,世俗化完全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甚至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尺度。世俗化同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是非常贴近而融洽的。可以说,它是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与民主建设的社会心理土壤。从这方面上看,现代政治民主化过程正是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过程。

关于“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什么,早在1956年,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中,对政治文化的变化过程的研究,阿尔蒙德就提出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说法,他明确地将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视为衡量政治文化发展的尺度,把世俗化主义视为政治发展的目标取向。他从系统分析的三个层次来分别考察了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一般性意义:首先,在体系层面上,“世俗化代表性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准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的基础”〔2〕(P58)。其次,在过程层面上,“世俗化指对于政治机会有较强的意识及利用这些可能改变个人命运的政治机会的意愿。总的说来,世俗化意味着政治参与人数的大幅度增加”〔2〕(P57)。再次,在政策层面上,世俗化是人们对政策的观念,它包含着“把积极的政治干预作为达到个人和集团目标的途径这样一种意识”〔2〕(P240)。

一般地说,国内学者对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有狭义与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论者认为,“它是砸碎神学枷锁的精神解放,是政治文化的非圣灵化和尘世化”;广义论者则认为,“它是包括反神学精神在内的宽泛的概念,即它是扬弃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民主化与法理化的政治文化”〔3〕(P240)。基于对政治文化世俗化的一种解释,笔者认为给政治文化世俗化界定必需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必须结合现实的政治生活;二是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三是特定性,即世俗化是指文艺复兴以来用以说明其同宗教、神圣化、禁欲主义相对应的范畴。

为此可以将政治文化世俗化定义为:人们冲破“圣灵社会”的宿命论,相信科学和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对政治活动过程的情感、价值取向和开放的态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文化出现了一种显著的变化,人们在市场经济的生活中,趋向形成一种“世俗、理智型的态度”。文化的世俗化,也使得我国的政治文化倾向于世俗化。

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现实基础

任何一个单独的社会化动因都不可能促成范围如此广泛和意义如此深远的文化方式的变革,但是,促使社会主义过程朝着提高世俗化程度方向发展的,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随着经济和非农业技术的发展以及人口迁移的变化,传统社会结构与生活接替;二是现代新闻媒介、新型产品、城市生活提供了基本物质前提”〔4〕(P29)。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伴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进一步深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世俗化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

(一)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使农民从原来人民公社体制下解放出来,极大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利益主体明确,对切身经济利益的关注必然导致对其他社会关系的注意。后来又开始了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由原来政府的“依附型”逐步成为“自主型”的经济主体。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所有制形式发生了变化,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形成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外企等不同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比如说,1978年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工业和商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微不足道,如今其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不同经济形式的发展会带来不同阶层利益主体的出现,利益主体的明晰化是市民社会形成的关键,而市民社会的发展则是摧毁传统社会结构的“核武器”,同时又是催生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加速我国政治文化世俗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