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心中，电线和电线杆是近代力量的重要标志。电线杆先是洋务运动成果的重要标志，继而成为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象。义和团时期的揭帖有云:“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后来，电线杆成为军阀和独裁者悬挂人头的绝佳附着物。再后来，电线杆成为治疗性病和各种小广告的免费广告栏。就这样，电线杆竟然成了中国走向现代艰难命运的十字架。

为应对这个艰难的命运，蒋介石和黄郛这些“电线杆”，用电线把自己联系在一起，然而电线中传递的信息，却是山寨版的现代政治思维，一种“类黑帮”政治。

唐德刚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序言中说:“国族不幸，于新旧交递时代，历史进化失调。一部中国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国‘相斫书’。时贤中名将太多，名相太少。”其实，名将也不多，武人多。民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就是“侠以武犯禁，文以儒乱法”，或者说武人从政继承了军阀传统，文人也纷纷从军。秀才吴佩孚即是当时典型的一位“儒将”(张学良说吴佩孚是“能够写点字的人，当年带兵的大都是老粗啦”)，由此制造了一时角色混乱之局面。而大老粗中有张宗昌。费正清回忆:“北京大学校长曾经宣称，山东督军(张宗昌)‘体格是个象，脑袋是个猪，脾气是老虎’。这个人是名不虚传的军阀典型。他出生于一个‘贫贱人家’，当过一阵子吹鼓手，给人剃过头，并且当过给人驱鬼祓邪的巫师。他身材魁梧高大，有6英尺多，打起架来什么都不怕。他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给俄军打过仗。20世纪20年代他发迹当权后，还收养着4000人的白俄卫队。他分类挑选的40个‘后宫’女子中还有俄罗斯人。爱说怪话的人叫他是‘狗肉将军’……在他统治北京时期，他枪毙过编辑和新闻记者，在山东他杀死过秘密会社的农民会员，然后把他们的头挂在电线杆上。他是贪婪和残暴的化身。”

类帮会政治奠定民国的政治风气。南方以孙中山为中心(1903年国民党尚未成立时，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形成同盟会和国民党派系。北方以袁世凯为中心，形成北洋派系。其后，交织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联姻关系和互相提携的关系，渐渐形成了多重关系网。

当各路文人侠士粉墨登场的时候，似乎会造成中国社会开放开明的表面态势。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认为，开放社会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法治的、自发的、多元的社会，而封闭社会是一个一元的、集体主义的、人工设计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开放社会的目的“旨在人道和理性，旨在平等和自由”。然而，民国的开放与开明，甚至一定程度上昙花一现的平等和自由，为什么没有使中国获得“人道”和“理性”？这是一个中国式的“波普尔难题”。问题产生的缘由，可能要从中国社会的结构上去探索。

民国社会是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留洋归国者和当权者结合，形成上层建筑的主要支撑。而下层社会仍处于农业阶段，民间的疾苦、封闭与上层的浮华、开放形成强烈对比。因此，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这种似是而非的开放社会，并没有战胜它的敌人——封闭与落后的民间基石。民国的政治和外交，是少数人的游戏。无论玩弄权力者如何饮恨，如何义字当头，也无法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几年“吉祥之兆”，是一种“假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似是而非之四 :外交官屡遭殴打，是因为不爱国吗

民国外交官大多数是爱国的，然而，民国外交总体而言又存在妥协与半殖民地性质，所以外交官作为一个群体就变得难以定论了。

之所以难以定论，有两个原因:其一，弱国无外交的逻辑。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利时采访出家修行的陆征祥，陆征祥叹曰:“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此话出自签订了《二十一条》、后又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的民国外交总长之口，相信是他切肤之痛后的感慨，也是一种“恨”。然而，“弱国无外交”的口头禅是一个陷阱。从逻辑上看，它为弱国不开展积极、强硬的外交寻找了借口。这句口头禅的隐含之意就是“强国有外交”。希特勒式的外交是一种典型的强国外交，但是他成功吗？国家发展被限制在力量追求上，其实是更为危险的路径。

其二，人民外交的逻辑。民国外长们的个人命运如浮萍一般在声势浩大的人民外交呼声中可怜地漂浮着。他们因这个不彻底的政府不得不忍辱负重。如果说曹汝霖之宅被烧，“烧得其所”的话，而郭泰祺因交涉“一 · 二八”事变，以及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甚至蔡元培先生因“九一八”事变的交涉被殴打、恫吓，则是令人深思的中国特色的问题了。王正廷最惨，不仅在1928年的济南惨案交涉中家被砸毁，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交涉中更是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时代》周刊这样描述:“呼声中毫无防范的王部长还没站起来，一个墨水瓶就猛地扔到他的头上。群众随即手挥棍棒殴打中国的外交部长，险些被打死，幸好有他的忠实的下属们赶来营救。一番争斗后，他们救出了王先生，把流血的他赶紧送回家。医生说:‘他的伤很难治愈。’”民族情绪该如何正当表达，实在没有公认的标准。鲁迅在“九一八”之后，面对青年的失控发出的声音，依然值得今日中国青年深思。1931年11月30日，鲁迅在上海《文艺新闻》发表杂文《“日本研究”之外》(署名“乐贲”)，忠告中国青年: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尤其是应该研究自己:我们的政治怎样，经济怎样，文化怎样，社会怎样，经历连年的内战和“正法”，究竟可还有四万万人了？……我们应该看现代的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这里面所指示的是战叫，是活路，不是亡国奴的悲叹和号呲。

鲁迅若活到今天，看到有老年学者被青年人掌脸，不知作何感想。顾维钧作为职业外交家，他对于民众外交(人民外交)表达出的情绪和国家代表(外交官)处理外交事务之间的不同，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 ……当国内人们批评中国的外交家们没有政治头脑时，我接受了这种意见，因为如果一个外交家有了政治考虑，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险了……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1928年，蒋廷黻也曾说:“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即民族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

鲁迅说的是要正面地研究该研究的国难问题，不要躺在历史中发无用的悲号；顾维钧讲的是职业外交与民众情绪的区别；蒋廷黻讲的是对国际化时代的开放态度。上述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实际只阐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中最需要补充的两个字:理性。从民国外交家的思想遗产中，吾人所能得出的只有理性二字。理性是一种深沉的爱国主义，而这二字在民族主义面前，却常常显得狼狈不堪，甚或其持有者屡屡遭打。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