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同舟共进》 2009年第11期  作者:李扬帆(作者系文史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民国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群雄逐鹿的时代、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然而，民国的开放，是部分人的开放；民国的进步，也是部分人的进步。它本质上是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的。

民国是如此的短暂，短暂得让人来不及体会。存在于国人脑海中的，便是一个朦胧的时代，因此也形成一种似是而非的民国意识。

似是而非之一:民国是第二次春秋战国吗

大清既倒，群雄并起，逐鹿中原。中国历史似乎呈现出第二次春秋战国景象。民国与春秋战国在形势上大体呈现如下三端相似之处:

两个时期都是中国文化的鼎盛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开了思，放开了想，“哲学爆炸”，激荡寰宇。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学问跻身世界水平。此为其相同者一。

春秋战国各国邦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场景，自管仲、子产、苏秦、张仪到惠施、蔺相如等，凭三寸之舌，游说列国，创中国古代外交之鼎盛风气。而民国外交同样群星灿烂，既有留学欧美日之海归，也有晚清遗老、革命志士和政要士绅，各施法术技巧，几可与春秋战国媲美。此为其相同者二。

民国之群雄逐鹿，与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形势相似。战事频仍而国士们前赴后继，中国“士”之精神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得以遥相呼应。民国是一个性情中人的时代、士的时代。此为最似春秋战国者三。

性情中人多半敢作敢为，血性刚烈，勇于任事，同时又多少伴有些许憨直率真，迂腐可笑。因为有了这些真性情的涉外人物，民国在历史中更为清晰。诸君可见有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外长，有为了红颜不惜辞官的外长，也有为了信仰不惜归隐的外长，还有文人们为了改变中国组成“好人政府”的表演，更有16岁就单身负笈赴美的外交家。

然则，民国与春秋战国之不同亦有三端:

二者毕竟相隔2000年以上，19世纪以来世界一体化之进程肇始，西风东渐，民智渐开，士大夫们面临国难家仇和文化存续的严峻考验。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为创造文化而生，民国的国士们为捍卫民族文化而死。此为二者不同之一。

春秋时期，列强“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战国则“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连天子也不尊崇了。春秋战国的结果是开启了统一王朝的循环历史。而中国摆脱王朝循环和异姓革命的宿命，以民主革命为主旋律，始自民国。天下不再是一人之天下，而真正成为民众的天下。自孙文至毛泽东，为的是革命，革命是一种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的行为。此为二者不同之二。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囿于东方一隅，以天下观念看待世界，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而民国肇始，政治领袖们在晚清失败的基础上，开始具有世界意识。春秋战国之终结，延续并加强了中国的天下观念；而民国之历史，则是中国奋而成为世界之独立民族一员的历史。此为二者不同之三。

似是而非之二:民国是真正的开放时代吗

在貌似第二个春秋战国之开放时代的背后，是民国内政和社会开放的不彻底性。

表面上看来，“只要将1912～1949年间的中华民国与此前的晚清，以及此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一比较，人们就会看到，这些年里外国影响甚至参与中国生活的程度是何等的深刻”。(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民国是前后百年间中国最开放的时期，似乎也不无道理。然而，“深受外国影响”既可以理解为在主权完整的情况下主动打开国门的政策后果，也可以理解为被迫接受的一种主权不完整的半殖民地状态。后者可能才是民国开放的本质。

先看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信仰，这是一个“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混合信仰体系。政治家们纷纷信了基督，但他们终究是典型的传统中国人，虽“洋”实“土”。这是民国本质上不开放的重要证明。

国民政府期间，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价值崩溃，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基督徒的数量由1900年时的6万人左右增长到1920年时的36万人。民国外交总长、部长及众多外交人物均是基督徒，这就形成了上层开放而下层未开放的局面。孙中山、唐绍仪、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蒋廷黻以及“四大家族”中的蒋、宋、孔三大家族都信仰基督教。陆征祥、张学良后来献身基督，忏悔后半生。蒋介石在抗战中的日记多处记载“祈求上帝的保佑”。主帅如此，外交家亦然。陆征祥皈依基督后说他“在院中，天天为当局祈祷……天天为国民祈祷”。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曾说:“基督教能救中国，但军政界基督徒不少，何以国家软弱？主要原因是没有组织起来。” 这位将军在1913年受洗时，一次性让自己500名手下全部皈依基督教，因为人数众多，只能用消防水龙头为部下做“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