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节同页脚注3包含了四个错误。其中所提“楞严寺”，原文作“Ling-yen Ssu”，应译“灵岩寺”。“常盘大定报道了崇圣寺的复兴，见《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第200-202页”一句，除“复兴”（restoration）应照尉迟酣的意思译为“中兴”之外，《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原文作“Shina-Bukky shiseki kinen-sh”，指常盘大定的《支那佛教史迹:纪念集》，译者把它误会成《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Shina-Bukky shiseki tsaki）了。汉译本说崇圣寺“拥有超过800亩的土地”，尉迟酣原书明明写的是“8000亩”（with over 8000 mou of land）。脚注最后提到鼓山涌泉寺有“两尊从缅甸进口的玉佛”（two“jade”Buddhas imported from Burma），涌泉寺又不是进出口公司，哪里来的“进口”呢？这里的“imported from Burma”，应该译成“从缅甸请来的”。

同章第三节“出版事业”，在第81页上提出，中国近代佛书印刷流通事业兴盛的原因之一，“来自佛教密宗与法相宗的复兴”（...from the revival of Buddhist schools like the Avatamsaka and Dharmalaksana...）。“法相宗”（Dharmalaksana）没有问题，但“密宗”（Avatamsaka）应作“华严宗”（第54页提到Avatamsaka时，还曾误译成“阿毗达磨”）。该节还提到民国时影印的三部大藏经，并在脚注中解释说:“这三版指的是频伽藏、商务印书馆版大藏经和宋藏（碛沙藏）。”（The three editions were the P'in-chia,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the Sung[Ch'i-sha] Tripitakas.）《频伽藏》和《碛沙藏》的对音都没有问题，但“商务印书馆版大藏经”应指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日本藏经书院版《卐续藏经》。

第六章“佛教教育”第三节“太虚创办的佛学院”，讲到一位上世纪三十年代晚期曾就读于闽南佛学院的僧人，尉迟酣问他是否看过《圆觉经》，这位饱读唯识因明经论的学问僧表示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第93页）。《圆觉经》原文作“Surangama Sutra”，应译《楞严经》，《圆觉经》在原文中作“Sutra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同章第四节“天宁佛学院”，提到江苏常州天宁寺最初成立佛学院时，使用了“天宁学戒堂”的名字:“学戒堂包括三四间教室、一间司药坊和一间布萨堂。”（It included three or four classrooms, an infirmary, and an uposatha hall.）其中“司药坊”（infirmary，医院、医务室）一名还原不确，按照尉迟酣《晚清民国佛教修行制度考》书后“英汉字汇引得”，应作“如意寮”。有关僧房术语的还原和统一，汉译本中十分混乱。这里再举一例，第190页脚注1提到“上海留云寺的藏经楼”（the scripture perusal chamber at the Liu-yün Ssu, Shanghai）。 “the scripture perusal chamber”应是“阅经楼”（yüeh-ching lou）的对译，而非“藏经楼”，这在尉迟酣的书里是有统一译法的。

同章第五节“教育的水准”，在第96页述及近代僧教育运动中，僧人“亦无车载斗量的保障基金作为后盾”（...the monks were not being helped by...Boxer indemnity funds...）。“Boxer indemnity funds”实指“庚子赔款”。译者敢于翻译这本关于近代中国佛教史的专著，却认不出“庚款”的英文名字，我们真感到无话可说了。

同章第六节“内学院”（第96-100页），提到欧阳竟无（1871-1943）创办的支那内学院（英文作“The Chinese Metaphysical Institute”）在抗战开始后西迁四川江津一事:“迁到此处的因缘是源于欧阳的一位名叫熊迅奇（音译自Hsiung Hsün-ch'i，译者注）的弟子。熊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在其老师梁漱溟的建议下，于三十年代初就学于内学院。他出生于江津的一个富庶之家，因而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能够为内学院提供一所房舍。”（第98页，脚注2）这位“Hsiung Hsün-ch'i”，尉迟酣原书“英汉译名引得”没有注出原名，汉译者硬行音译作“熊迅奇”。但此人真实姓名，应作“熊训启”。

同节叙述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论战时附带提出:“对此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维特根斯坦或摩尔的日常语言哲学（分析哲学）中的相关讨论。”（第98页，脚注3）这句话给人的印象，好像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也讨论过《起信论》的真伪似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若能以维特根斯坦或摩尔式的日常语言分析，来检视（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关于《起信论》真如受熏缘起）这场论战，估计会蛮有趣的。”（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ee such discussions subjected to ordinary-language analysis in the manner of Wittgenstein or Moore.）尉迟酣的意思是说，双方这场争论不过是无谓的“文字之争”，言外带有嘲讽的意味。尉迟酣瞧不大上近代中国所谓“佛学研究”，他在书中说过这么两句话:“实际上，真能够得上文字雅洁、思路新颖、研究原创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有些佛学家名气很大，比如汤用彤和周叔迦，可是佛教中没有产生出一位胡适来。”（In actuality, little was produced in the way of distinguished writing, creative thinking, or original research. A few Buddhist scholars like T'ang Yung-t'ung and Chou Shu-chia enjoyed a wide reputation, but Buddhism had no Hu-shih.）尉迟酣关于佛学研究的严格标准，在这里反映得很清楚。只可惜汉译本将“but Buddhism had no Hu-shih”一句，翻成了不通的“但佛教界不承认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