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决了发展道路问题 转型比较成功

苏联解体20年，俄罗斯发生很大变化，主要解决原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方向的发展问题。普京上台后俄罗斯走上有序发展的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普京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轨过程中，叶利钦时代也解决一些问题，主要解决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通过新宪法，确定未来发展道路，俄罗斯不可能再回到原苏联体制。【详细】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极端性

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性格非常复杂的民族，在他们的民族性中既有理想主义，同时，俄罗斯民族是个情绪化严重、非常爱走极端的民族，极端性是其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俄罗斯人在处理事情时不会选择任何妥协的方案，习惯于从一个极端步入另一个极端。这样一种民族性具体体现到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身上，如著名诗人普希金便是代表，这位能写出优美诗句的诗人，最终却是与人决斗而亡。【详细】

乌托邦这个词是中方翻译西方词的神来之笔。人类乌托邦理想非常古老，中国有大同世界，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西方一样，从《圣经》旧约开始等等，但是真正近代的乌托邦思想，起源于1513年一本书。【详细】

西方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西方公开发声时代，简单来说，当自由没有降临的时候，当真理和正义迟迟没有兑现时，乌托邦发出一种声音：先生们，你们走错了道路，你们背叛了理想，欺骗了我们。【详细】

布哈林是1938年3月14日和其他17名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地下室被枪毙的，他曾经有一封信，让自己年轻的妻子背下来，他相信总有一天，未来党的领导人会为他平反昭雪。信不长，说我布哈林从18岁开始，就为俄国的革命、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我现在命在旦夕，在无产阶级的斧头面前，我不低下我的头。【详细】

俄国知识分子一向对自己的地位有优越感

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一向对自己的地位有一种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的充斥下，他们身上既背负着一种使命感，又因往往需要向强权妥协而陷入矛盾和自责。受这种复杂的心理的刺激，高压时代里，知识分子们为了面包可以表现出对强权的恭顺，也通过各种各样手段去批判他们所处的时代，而且，往往因为压抑越大，这种私下里的反抗就会愈加的剧烈，这种抗争不因生活的改善而有所收敛。【详细】

苏联时代的知识分子常常抱怨自己政治地位上被矮化

时代的恐怖后，当苏联迎来高福利时代后，人民的生活普遍提高，知识分子不用因市场竞争而受到威胁，这种相对富足的生活，却无法满足他们的心底愿望。西方客人经常可以从莫斯科知识分子口中听到如下抱怨：“我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刚好和一位卡车司机隔壁，我的房子并不比他的好。”苏联知识分子不无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详细】

前苏联时代知识分子之间也有贫富分化 更加令其感觉不满

虽然苏联时代的工资标准感觉差距不大，但是由于权贵们可以得到额外的“信封补助”，因此无形中拉大了苏联民众的收入差距，即使是知识分子之间也是如此。在苏联时代普通人只收入几百卢布时，高级知识分子——当然这些人已经步入权贵阶层，收入就已经是普通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如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小汽车。这种差距令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感觉到自己是遭到了人为的矮化，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那么，他们又会如何反抗这种矮化？【详细】

“解冻”一词源于苏联作家爱伦堡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书名寓意冰冻溶解，春到人间。该书引发了以揭露社会阴暗、解放社会思想为主题的“解冻文学”。【详细】

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既是赫鲁晓夫改革的起点，也是其改革的中心内容。1956年2月25日上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上作了《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由于苏共中央没有邀请当时出席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外国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被称为秘密会议，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详细】

继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后，赫鲁晓夫领导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到1956年8月，有近2000万大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被恢复名誉。到1957年，有800万政治犯获得了自由。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使人们“开始呼吸得比较自由一些了”，各个领域“解冻”思潮涌动。【详细】

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大事，赫鲁晓夫也曾徘徊和彷徨。他在《回忆录》里说：“爱伦堡使用了‘解冻’一词。他认为斯大林逝世后人们生活中出现了解冻。我对那个时期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赞成。”【详细】

“解冻”文学时代苏联知识分子提出：面包不是自由交换物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这些语言听着让人热血沸腾，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精神。【详细】

这样一个群体在任何一个时代中都存在着与政权剥离与合谋的现象，所以从已有的信息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现象是由知识分子的“双头鹰情结”所导致，它们就像俄国国徽上的双头鹰，一个头面向东方，一个头面向西方，这种两面性既可以存在于不同的认知群体，也可能体现在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详细】

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诠释的：“政府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虚假的、错误的，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和政府机关决议所核准的。”【详细】

人性中二元价值就需要人们去揭示和探索。古典时代和现代并没有什么区别，在人心中寻找“善”的光点和心灵启迪，比战胜外在世界的“恶”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什么道德问题在这些人心中显得格外重要的原因。【详细】

18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那种“反资本主义”本能也会促使其生长。但是那种浪漫的、伦理化的“贵族社会主义者”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格格不入的。【详细】

知识分子是站在流俗纷争之外守护“永恒的价值”，还是应该站出来为心中理想勇敢斗争？要在这个问题上回答，必须要在下列问题上达成一致，即知识分子认同的神圣价值是悬于世俗生活之上，还是融化在世俗生活之中？【详细】

“刺猬”一代知识分子宣传强烈的禁欲主义与牺牲精神：贬低欢乐舒适、歌颂严于律己，把追求个人欢乐视为不道德，宣扬苦行理念。他们把现世视为一个通往天堂的“眼泪谷”，把现在视为乌托邦路上的一个中途站。【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