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并非在十月革命后就注定

苏联剧变是不是十月革命以后就注定要失败，注定要垮台呢？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十月革命在条件并不成熟的落后国家发生，按马恩的思想应该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但当时俄国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的矛盾尖锐化，列宁利用这种矛盾搞了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因此不能说十月革命不应搞，取得政权后本应补课发展经济，发展多种经济。 【详细】

苏共逐渐脱离民众 变成凌驾其上的官僚阶层

苏联解体前的政府机构以及官僚们早已是“疾病”缠身，甚至与普通民众渐渐脱离开，成为单独的“官僚阶层”。在苏联剧变前，苏联科学院搞了一次调查，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一旦官僚阶层成为凌驾于整体民众之上的特殊群体时，这个群体就会形成内部向心力，将所有力量向一处使，完全代表本群体利益，而这种行为，往往会被称为腐败。【详细】

尽管他们也被称作“精英”，实际上他们的素质正如俄学者所描写的——官僚习气浓厚，缺乏职业文化，媚上，低效率，无视公众需求，俄罗斯权贵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旧官僚与新官僚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详细】

广大民众迫于生计，纷纷出卖私有化证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于是企业实质上完全落入了暴富者和经理们的控制中。俄罗斯的私有化，注重的是有计划地快速和大规模转变所有制形式，而不是培育能创造效益的资产所有者。【详细】

由于政府具有强烈的亲资本主义倾向，这一计划的实施背离了初衷。大部分内部股落入原来的管理者手中或被置于其控制之下，往昔的“红色厂长”摇身一变，成了企业主。【详细】

他们建立自己的工厂、自己的银行和自己的宣传媒体。最后，他们又开始决定政治问题：收买政治家或者把自己的人安排到政治家的席位上，从而构成了金融工业寡头。金融－工业寡头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经济、政治、文化和其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操纵和控制俄经济命脉，左右俄政府的政策。【详细】

盖达尔承认，俄罗斯私有化是“权贵阶层将国家财产私有化”。叶利钦也承认，改革使“大多数居民生活条件恶化”，“发财的人往往是那些丧失了文明社会准则的人”。【详细】

前苏联感到暴力恐怖失效 转用高福利收买人民

前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家刚刚建立并欣欣向荣，苏共强调铁的意志和高度的统一性，使用暴力恐怖手段镇压民众和党内不同声音，取得巨大效果的同时，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当斯大林去世后，经过连续政治博弈，赫鲁晓夫等领导人接连走上领导岗位，深感暴力恐怖手段无法适应二战后的政治生态，同时也是为了与西方国家竞争，强调社会主义的有跃进，因而而采用高福利政策来收买人民，这种相对温和的手段有效降低了部分人民与特权官僚的矛盾。【详细】

勃列日涅夫也有一句名言，是对他的弟弟说的：“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详细】

早在1988年6月28日，叶利钦就猛烈抨击党的特权，把特权阶层称为“饥渴的权贵”，指责他们以“特殊”的名义、用各种特殊的手段强抢人民的财富，他要求废除这些特权。权力的必然趋势是特权化。在苏联（俄罗斯）历史上，列宁、赫鲁晓夫和叶利钦是反特权的。【详细】

在《勃列日涅夫18年》一书中，作者郭春生这样叙述勃列日涅夫带头享受无与伦比的特权、不断追求新的特权：“勃列日涅夫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勃列日涅夫收藏的高级轿车达上百辆之多……勃列日涅夫经常到全国各地著名的猎场打猎，他收藏了许多高级猎枪，打死的猎物不计其数。”【详细】

勃列日涅夫很赞赏一个看起来没什么错的观点：“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这样的“稳定”其现实就是：国家的“一把手”要当到死为止；各级领导干部为了达到特权独享，都忙于稳固自己的“金交椅”，扩大自己的权力、固化自己的权力，维自己特权之稳，就是用刺刀也要架成一个“王位”，哪怕是“土皇帝”的“王位”；同时，越来越多的权贵子弟占据重要的领导岗位，权贵利益集团之外的优秀人才根本就难以进入政权……【详细】

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工农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详细】

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材料来看，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已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泛滥成风。【详细】

一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可以在一种专设的特殊商店里每月先支付几十卢布，然后就可以随意去选取精美食品，在这种商店里不仅可以拿到“俄国传统的美味食品”，而且“具备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详细】